——记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二任厂长黄正夏
刘丽君
一个人的幸运的造成主要还是在他自己手里。所以诗人说：“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建筑师。”
——弗·培根
2002年初冬的一天，湖北省汽车行业协会几位朋友说要去找黄老请教电动汽车的有关问题，我问黄老是谁？他们说，就是你们东风公司的老领导黄正夏。我听后异常高兴，十几年没见这位叱咤风云、解救二汽于危难之中的老厂长了；而且我们要写一篇黄老的报告文学，正想找机会采访他，于是就随他们一道去了。
一路上，脑海里时不时浮现出黄老当年神采奕奕、指挥千军万马的威风模样。心想，黄老真是英雄不减当年，退下来还在关注着国内外汽车行业的新动向，关心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近些年来，听说他又在潜心研究电动汽车，因为电动汽车是解决能源的主要途径，许多国家都在研究这个课题，黄老当然不会等闲视之。
黄老家住武汉市水果湖茶港，那是省里高级干部居住的地方，大门都有武警战士把守。可黄老家里却是想象不到的简朴，窗帘是旧的，家具是老的，灯光也很暗。我们走到楼上时，黄老正坐在一把简易的木椅上，双脚泡在一个小塑料桶里沐足。见到我们，黄老没有意外的惊喜，只是和颜悦色地说了声“坐吧”。这让我感觉到，黄老真的如朋友所言，性格很内向。
黄老是湖北省襄樊市人，1921年5月出生在襄阳县城一个殷实的家庭。为了寻求真理和自由，他1937年10月参加革命， 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转入鄂豫解放区新四军第五师，从事教育和行政管理工作。1946年5月中原军区决定突围前化装突围到东北，1949年5月从东北南下回湖北，分配在中共湖北省委秘书处任主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52年任中共沙市市委副书记、书记。1953年底至1954年初转业到当时的“老二汽”。
提起“老二汽”，黄老十分感慨，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岁月。黄老讲述了二汽选址几经更迭“三上”“两下”的过程。
所谓“三上”“两下”，就是指二汽三次上马、两次下马的具体情况。或者准确地说，前两次根本谈不上上马，因受综合国力的影响未能成形。黄老回忆说：二汽第一次上马是在1953年，选址在武汉水果湖，确定年产10万辆，1957年正式下马。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刘西尧任二汽筹备处主任、厂长，黄老任筹备处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学习，他被派往华中工学院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学习了两年半。黄老的爱人那时在长春一汽实习，任技术教育处的副处长，大家都笑黄老到长春成了倒插门女婿。第二次是在1958年，中央又提二汽上马，选址在湖南长沙的湘潭附近，到1960年又在极度艰难中下马了。第三次是在1965年，毛主席指出“三线建设要抓紧”，二汽又开始筹建上马。选址的时候，一机部部长段君毅请示邓小平副总理，是否把二汽厂址从湖南省迁往鄂西北襄渝线上的十堰，但决定在十堰开工时，又被造反派冲散了。直到1968年11月，周总理正式决定将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定址鄂西北十堰，不要再变更。1969年9月，二汽才在十堰正式大规模施工、建设，掀开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崭新的一页。
许多年后谈起这些往事，年过古稀的黄老还是有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好像岁月不曾磨耗他的激情，他的语气渐趋高昂，眼神充满了希望。
“二汽建设是毛主席正式提出来的。”黄老用肯定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娓娓道来。1953年一汽设计完成，准备开工，毛主席提出：中国那么大，一个汽车厂不行，要建设第二汽车厂。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他以领袖的胸怀、战略家的眼光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心里话。建设二汽是黄老梦寐以求的愿望，特别是在二汽建设“三上”“两下”后，黄老更是心系汽车，被汽车撩拨得心绪难平……
1956年确定“老二汽”下马后，黄老就被调到国家科委工作。在此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有关汽车的消息和动向。二汽第三次在鄂西北上马后，他的心情更是难以平静下来。鄂西北条件艰苦，但那一带是黄老的故乡；那里有他童年的足迹，有他曾经的梦想。在家乡建设中国第二汽车厂，黄老肯定更是激情澎湃！
黄老的想法得到爱人的理解和支持后，立即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回”二汽工作。生怕批不下来，他又向李先念副总理写报告说情，李先念副总理批示：“黄正夏这位同志真怪，别人都想到北京来，他却要到基层去，此同志一贯积极，同意他的要求。”中央组织部纪登奎同志也同意放行。就这样， 1973年夏天打的报告，到冬季才批下来，黄老心急如焚地等了好几个月。
1973年12月，经中央组织部和湖北省委正式商定，黄老出任中共二汽党委书记、二汽革委会副主任，协助饶斌同志工作。1974年1月17日，在参加完省委召开的相关会议后，黄老风尘仆仆来到了十堰向二汽报到。
当时，全国正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饶斌同志的身体被造反派折磨得时常血压升高、头晕昏倒。为了稳定队伍，保证二汽建设能避开干扰正常进行，黄老默默地做了许多力所能及工作，积极报请一机部批准饶斌同志到上海治病。
他想起二汽建设的来之不易，想起中国汽车工业虽然有四十年了，但依靠国内的力量自己设计、自己试制、自己装备、自己建设一个特大型现代化汽车生产企业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开创这样一个中国汽车工业历史新纪元的，是以饶斌为首的二汽创业者，他们是功臣，理应得到保护。只有保住饶斌，二汽建设才有希望。自己既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二汽建设这支队伍，就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再难也要干下去！
1977年，饶斌同志调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黄老开始全面负责十堰市和二汽的工作。1978年后，黄老接任中共十堰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第一书记、厂长。
肩负重任，才知这副担子有多重。黄老那时虽已57岁，但身体很好，深知自己任重道远……
前面有饶斌等同志打下的良好基础，1975年7月1日两吨半越野车建成投产，1977年开始转五吨民用载重车（EQ140）的生产。黄老眼前的任务是，全力建成五吨民用车1978年投产，力争当年投产，当年扭亏增盈。
1978年的任务是艰巨的。由于和平时期，军用越野车订货量每年不足1000辆，不能解决二汽正常生产和三万职工吃饭的问题。为了争取五吨民用车尽快建成投产，做到收支平衡，二汽人不再吃“基建饭，”（当时叫做“干不干，5000万”，1978年国家核定二汽计划亏损为3200万元。）为了给国民经济建设多做贡献，黄老率领全厂职工，拼出全身力气，大打了一场气势磅礴的“扭亏增盈”翻身仗。
“扭亏增盈”不是空喊口号，摆在面前的难题要一个一个解决。建厂初期，在根本不具备出车条件的情况下，林彪极左路线强行要求二汽出“政治车”，这种强凑硬拼的汽车，严重损坏了二汽产品的声誉。人们当时给2．5吨军用越野车（25Y）编了个顺口溜：“看起来龇牙咧嘴，跑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说得二汽人抬不起头来。
汽车质量不好，各种议论纷至沓来：二汽建在20多条山沟里，基建、生产都十分困难，有的人就指责二汽在“夹皮沟”里搞“羊拉屎”建设；由于二汽十年尚未大量出车，直到1975年7月15日两吨半军用越野车正式投产，二汽才由吃“基建饭”转上吃“生产饭”；但当年仍批准3200万元的计划亏损，还要靠国家财政补贴。有人便讥讽二汽人是吃干饭的、是败家子，只花钱不办事，是无底洞等。因此，二汽“要搬家”、“要下马”的谣言四起，影响了二汽部分干部、职工的信心和士气。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背水一战，把汽车质量搞上去，加快五吨民用车建成投产，才能实现“扭亏增盈”。
首先是集中精力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产品会战指挥部由孟少农、陈祖涛两位总工程师挂帅，孙儒、王汝湜同志协助工作。
孟总原来在陕西汽车厂工作，但他十分关心二汽建设，每年都要来二汽指导工作。二汽当时求贤若渴，经饶斌同志一再恳请，孟总这时已调到二汽工作。
当时民用五吨车已经过五轮试制试验，每轮3至5辆份，大的质量问题已基本解决。剩下的如镶气缸套、翻边轴瓦等64项大小不等的质量问题，都已提出了改进方案，但要不要经过试用再考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搞第六轮试制试验，包括25000公里的道路试验，至少要半年到三个季度，1978年就难投入生产；如果不搞第六轮试制试验，直接投入生产，就要冒一定风险。
黄老为此寝食难安，干脆一天到晚泡在车间、现场，找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根据总师室、产品处、工艺处和孟少农总工程师建议，黄老决心带领大家打一场以64项产品质量为中心的攻坚战，边改、边装车。
冒险不等于置风险而不顾。而是面临风险，有足够的把握和方法化险为夷。这是一个企业领导人必备的胆略和气魄。
黄老兴奋地说：“经过反复琢磨，当时大家悟出了一个道理：质量是关键。如果质量问题解决了，同时争取大量超产，亏损的帽子——这个压在几万人头上的‘紧箍咒’就能够摘掉。”
决定即时投入生产、装车，黄老问孟少农总师和俞云焕同志，直接投产的把握究竟有多大？64项是大半失误？还是小半失误？他们回答，五轮都试过了，可以说都有把握，大的质量问题没有，最多两三项有点小问题。俞云焕说，个别零件出了问题，随时可以改进嘛，正式投入使用后，总归还要反复改进的，不然要我这个“救火队长”干啥？
在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进展很顺利。4月份已装车20辆，5月初经过试验，只剩下12项质量问题了。技术人员表态，力争在7月1日前把这些问题解决。
产品质量问题大局已定，接下来就是生产能力能否上去，财务上能不能扭亏增盈的问题了。
生产能力方面的回答是肯定的。黄老在吴锦桃同志那里了解到，全厂外购设备已近20000台，那些“带病进山”的设备，经过多次攻关调试、配合生产厂家检修，已有300多台设备、1800多种工艺装备、86套车身驾驶室冲模得以更换，消除了上万个质量隐患。新上的五吨车，很大一部分零件是与两吨半越野车通用的，如果五吨车新改进的零部件，在1978年春季前全部定型，集中力量打通生产线，下半年可争取建成1．5万辆生产能力，除个别零件需要迂回生产外，基本可确保生产5000辆汽车。
最后问题集中到财务方面，出入较大。国家1978年全年给二汽下达的生产计划只有2000辆，单车成本大约2．7万元，算来算去，无论如何还要亏损3000—3500万元。要想扭亏增盈，只有采取超产的办法。如果能超产2000辆，单车成本可下降到2．5万元，亏损有望降到2000万元；如果超产3000辆的话，才能实现“扭亏增盈”这一响亮口号的目标。
黄老不由得想起了3月中旬召开的二汽党委扩大会上的情景：会上为慎重起见，还作了两个限制性安排：一是不对外宣传，只讲保证不超过3200万元的亏损计划，力争只亏损2000万元。二是即使做到全部扭亏，亏损的帽子暂时还是放在五当山顶上为好。有的同志说，干脆放到丹江水库，让它顺汉水、沿长江、流入大海好了。黄老戏谑地说：“还是放在武当山顶为好，万一有阵南风吹来，还会落在二汽人头上。”这样说，可使大家更警惕，并留有足够的余地。
黄老清楚记得二汽党委开始向全厂传达这一精神时的反应：会场顿时一片哗然，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吹牛，说大话；有的以“茅台酒”作赌注；有人说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他将绕着厂区爬一圈。越是这样，黄老越看出了大家一心想把二汽建设好的美好愿望。
黄老更难忘记3月25日和王兆国等同志出席湖北省工业学大庆会议时的场面：会议开得隆重热烈，可黄老带去的队伍是“哑巴进庙堂，只磕头，不说话。”说什么呢？当年全省全部计划亏损7800万元，二汽就占去3200万元。自己是亏损大户，有何脸面在众人面前说长道短？本是来学习的，没有准备发言。
谁会料到，当天晚上，韩宁夫书记的秘书给黄老送来一个条子，指定要黄老发言，说表个态也好，哪怕是一句话“保证亏损不超过3200万元”也行。黄老想，省领导分明在将我的军呢！于是和王兆国同志商议，与其哭穷叫苦，不如把二汽决心“扭亏为盈，大打翻身仗”的举措和盘托出，也好请省委、省政府支持超产，并希望省领导能帮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第二天会议结束前，黄老硬着头皮上台发了言，保证不超过计划亏损3200元，争取只亏1000万元，力争全部扭亏为盈。主要措施是生产5000辆汽车，比国家计划超产3000辆，需要请求省委、省政府能提供两个条件：一是保证所需的全部电力，二是支持解决超产所需的地方原材料。
黄老的发言博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散会后，主管生产的副省长张进先向黄老道喜说：“从来未听过二汽人有如此豪言壮语，我几乎把手都拍肿了。”但他也流露出担心，怕黄老说冒了，到时候“骑虎难下”。黄老解释，今天发言的内容是二汽党委反复研究过的，慎之又慎。老实说，我留有足够余地，还想增盈哩。
“扭亏增盈”的口号，原来是不想对外公布的，现在不仅公布了，而且等于向省领导立了军令状，黄老感到压力更大了，如今只能前进，没有退路！
五吨民用车原定于1978年7月1日正式投产，但6月下旬接到一机部汽车总局的通知，要派一个小组来二汽检查质量情况及生产准备情况，这样就推迟了半个月，正好再做一次全面检查。
借湖北省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东风，“保质量、上能力、争超产、降成本”四个大翻身硬仗便在二汽全面展开了。
保质量关键在发动机。按照国家先进标准，当时已做完连续2000小时台架运行试验和超载、卸荷及冷热反复循环试验，证明情况良好。
为上能力，在全厂500多条生产线中，已基本打通五吨车专用生产线200多条。最薄弱的环节也有10000辆以上的生产能力，能确保下半年生产5000辆汽车。车间的设备调试、工艺测试、产品质量检验等环节，进展都比较顺利。
超产计划也作了周密安排。5000辆任务，7月份保300辆，8月份争500辆，全年的计划（2000辆）第三季度完成任务。第四季度超产3000辆，关键是打好第一炮，力争7月份出300辆优质车。
降成本光靠单车余地很小，还必须动员全厂职工从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节约挖潜，从加速资金周转等方面下功夫。由于群策群力，在当时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当年就节约流动资金约5000万元，保证了二汽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
1978年7月15日，五吨民用车正式投产。当天就装了25辆整车，全厂上下十分振奋。当人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欢声笑语还在工厂、车间萦绕之时，黄老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发动机测试时冒烟了，先说是冒黑烟，两天后又说冒蓝烟，真令人焦急万分啊！
黄老立即赶到现场，和技术人员一起分析原因，寻求解决的方法。经过三天三夜马不停蹄的连续测定和分析，孟少农总师听到冒蓝烟的消息，立刻判断是烧机油问题。通过进一步清查，终于找到了症结，原来是发动机进排气顶杆上边的一个小零件——摇臂出了问题。摇臂上有个两毫米的小驼峰，是专管供给气缸机油的，驼峰若高出半毫米，就卡死了油路；而冒烟是因为驼峰矮了半毫米，供油太多了，机油在气缸中燃烧，便冒起了黑烟和蓝烟。找到了症结，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了。
三天查找冒烟争议中，有的同志说提出了，究竟还要不要继续生产？7月份还能否按原计划装车300辆？今年提出“扭亏增盈”方针对不对？意见纷纷。有的主张立刻急刹车，先停止生产，停止装车，已装的整车全部进行测试，有了结果再安排生产。但多数同志和基层干部主张不停产，照计划装车。大家认为，不合格件只不过占整车全部零件的万分之几，7月份只装出整车300辆，可以等到合格件正式生产后，全部换上再销售。这样既能保质量，又不影响整体部署。如果停产或停装调试，无异于再进行一次第六轮试制试验，时间不允许这样安排。
直到7月20日，总厂召开紧急会议，并请饶斌同志参加了会议，听取不同意见。会上还是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意见未能统一。只好议定，暂时不宣布停产，大家继续分头查清情况再作决定。
时间催人哪！一年没剩下多少日子了。为了尽快查清情况，黄老这段时间顾不得劳累，没日没夜都在总装厂、发动机厂、车轿厂来回奔波，了解生产装配及测试情况。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天再没发现其他零件有质量问题。曲轴——这个最关键的部件，直到7月20日，在叶炎章同志一丝不苟的把关下，经过“动平衡机”严格检测，才生产出合格产品；并从7月21日起，每天生产合格产品20件，可说是大有进展。黄老反复征询各分厂主要领导的意见，都觉得停产不妥。特别是发动机厂毛德犹、车轿厂周维泰，他们认为最好是个别零件个别解决，千万不能停产、停装。现在既不是全面质量问题，也不是部分质量问题，而是个别零件的偶然偏差，绝不能因噎废食，打乱全盘部署。
黄老也考虑到，在这种紧要关头，如果指导思想稍一动摇，精神一旦垮掉，马上就会影响到方方面面。不仅7月份完不成300辆计划，超产3000辆也要落空，也会影响到全年的国家2000辆计划任务的完成。作为二汽领导，在这种关键时刻如果做出错误决定，不仅信誉在几万职工中会出现危机，将来再号召什么职工都会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时机，使企业和国家蒙受具大的经济损失。
通过分头深摸细查，情况很快明朗。7月23日，二汽召开总厂及各专业厂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重申了“严格保证质量，不合格的零件不准装车，不合格的车不准出厂”、“7月保300辆，8月争500辆，全年计划一季完成”的决心。这个会议给大家鼓足了劲，使形势急转直上，为打胜“扭亏增盈”翻身仗奠定了基础。
“众人拾柴火焰高”。实际执行结果是7月份生产了300辆，8月份生产了700多辆，9月份已累计完成2500辆，超过了国家计划。因此，事实上从9月份开始，全厂已转入超产3000辆的准备工作。通过饶斌同志向国家经委、冶金部、上海市委求助，基本解决了二汽需要的国家各项统配物资；同时开展内部挖潜，盘活存量等活动，在冬季双管齐下，一方面保证超产3000辆，另一方面为1979年生产10000辆汽车做准备。
8月15日，为摸清超产3000辆能否扭亏增盈，黄老找总会计师邹显信了解情况。邹显信汇报说，完成5000辆，单车成本可从2．7万元下降到2．3万元，不但能全部扭掉3200万元的计划亏损，而且可尽盈利1500万元。形势实在喜人。黄老听后立即提出了新部署：今年不仅要扭亏“还新账”，还要增盈“补欠账”。二汽的道路、宿舍那么差，这些欠账要偿还。今年上缴利润要争取“为零奋斗”！全部扭掉计划亏损，同时努力增盈，积极主动为国家还清欠账。千万不要“务虚名，招实祸”。邹非常赞同黄老的意见，并立即通知各专业厂执行。
从9月开始，别提多忙了。在全力确保生产扭亏为盈的同时，厂里开始了修厂区道路、建职工宿舍。因为这些问题已摆在面前，现在是该解决以前“先生产，后生活”遗留问题的时候了。过去不赚钱，职工可以容忍，现在赚钱了，领导应主动解决。
十堰是山区，路面不好是出了名的。建厂初期，有个顺口溜叫“十堰十大怪”，其中一怪就是“下雨打伞头朝外”。来过十堰的人还讥讽十堰是“光辉（灰）城市”，“水泥（巴）马路”。因为十堰车多路差，一下雨就满街污水泥巴，车一过，人们宁可淋雨，也要用伞挡泥水。那年一机部副部长沈鸿来二汽视察，还风趣地给十堰加上一怪“公路有山又有海，一进二汽跳起来。”可见路面之差了。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如今马路不修，不但影响市容市貌，而且也影响二汽的生产和人们生活。修路肯定是众望所归之事。
当初大家从五湖四海进山建设二汽时，不是住老乡家，就是住芦席棚，后来又盖了简易的宿舍，人均不到三平米。如今不行了，建厂十年了，小孩子们已长大，男孩女孩挤在一起多有不便。还有，年青人要结婚没有房住，你让人老是单身啊？另外，一个人辛辛苦苦来支援二汽建设，全家老小长期放在外地也不是长久之计。宿舍是非盖不可了。总厂决定拨足够的资金让各厂加盖宿舍，各厂反响强烈，这才是为职工办实事呢！有了好路、好房，职工们还能不干劲十足吗？
与此同时，在王兆国同志的倡导下，总厂提出了“十个一”活动，职工们都全力以赴投入了战斗。人人为 “节约一分钱、一滴油、一滴水、一度电、一分材料、一两纱布、一个零件、一个工时……” 竭尽全力；个个为全厂“扭亏增盈”、还清欠账而努力拼搏。
一年的艰辛、酸甜苦辣都在二汽人的心里酿成了希望，甩掉亏损帽子，为二汽建设、为祖国的汽车工业努力作贡献！
勤劳的耕耘必有收获，结果是喜人的。1978年完成国家汽车生产计划2000辆，超产3120辆；净投入1000多万来修路，修建了30万平方米的宿舍。不仅全部扭掉3200万元的计划亏损，还净上交国家130多万利润。这样，就为二汽1979年参加全国100家盈利企业“全额利润分成改革试点”单位，及1980年国家决定二汽“停缓建”时、二汽争取“自筹资金，继续建设”打下了基础。
国家给二汽的利润分成指标是22．66%，就是说，企业100元利润可提留22．66元。这个数字对改革初期的二汽来说，是非常优惠的，不能不充满诱惑力。因为一般只在10%左右。
汽车生产能力的形成只是第一步，汽车质量是关键问题。黄老带领一班人在原有的基础上，狠抓质量关，精心生产出5000辆优质汽车。
1978年月日12月9日，二汽接到上级通知，要调集2000辆东风车待命，其中1000辆越野车，1000辆民用车。部队12月18日来接车，到26日发送完毕。那几天，十堰的公路上、铁路上、汉江水面上，处处都是东风飞龙，煞是壮观。
后来才知道，这些东风车参加了边境自卫还击战，打了大胜仗。这2000辆车，在一个多月的泥泞战地上，全部执行的是最艰巨的战斗突击任务和最危险段的运输任务，尽管它们伤痕累累，但没有一辆车因质量问题抛过锚、出过事故。战士们立功，也把功劳归功于二汽的汽车，并为二汽的汽车请功。
二汽的汽车，被我们的解放军战士赞誉为“英雄车”、“功臣车”、“王牌车”。二汽人更是欢欣鼓舞。
然而，二汽建设一直是起起落落、坎坎坷坷，谁也不曾料到，胜利和喜悦后面，接踵而来却是另一个困境。
1979年春节后，湖北省委召开扩大会，湖北军区的朱副政委见到黄老便说：“老黄，我知道你这个人有种，但一两万台机器，五万多职工，你拖得起吗？”
朱副政委此话有因，当时国家财政非常困难，许多大的工程建设项目都开始停、缓建，听说二汽也在缓建之列。黄老对此何尝不知？可事到如今，除了二汽建设，他心无旁骛。他坚定地回答钟副政委：“你是好心，这话你早半年说，也许还有点道理，现在我们二汽的车在前线打了大胜仗，我不会下马的！”
对于国家财政困难，1979年初黄老已有所闻。但为了使二汽能走出缓建之列，黄老瞑思苦想，找大家献计献策，在1979年6—7月间给上面打了一个报告，要求不上交利润，自滚雪球，自己管自己。可这个报告一上报就被否定了。
1979年11月，黄老和班子成员思虑再三后又提出另一方案：利润对半分成，不够的部份由二汽“拨改贷”。并把二汽职工目前情绪高涨、欢欣鼓舞的情况也如实写进了报告里。黄老亲自出马，日夜兼程赶到北京，财政部看报告后，说这个方案倒是可以，但要请示李先念副总理。黄老听说后十分鼓舞，并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他耐心等待着，期盼着等来一个喜讯。
十几天后，不料李先念副总理批示：“黄正夏：你鼓舞个屁！现在国家财政这么困难，决不许你们在下面乱开口子。”
一盆凉水把黄老从头淋到脚，看来只好再说了，准备今后惨淡经营。
1980年元月3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盖着三个天安门图章的文件下发到二汽，通知二汽缓建。二汽建设项目正式被国家列入“停缓建”另册。
看到这通知，黄老心里非常难受。难道二汽就这样停下来吗？难道还会出现二汽第三次“下马”吗？这可是国家十几亿的资产，二汽创业者奋斗了十几年的心血啊！
黄老急得去一机部找饶斌副部长，饶斌说：“李先念副总理正在火头上，等等再说。”黄老焦急地说：“二汽不能缓建。缓建银行不给贷款，物资部门不给材料，工人没活干，停工停产，设备也保不住。”
可以想象，二汽缓建后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怎样一种后果？黄老不由得坐立不安，心急如焚……
此时，他努力静下心来仔细分析，过去他在李先念副总理领导下工作过，感觉到，李先念是个思想高度坦诚、开阔的军事指挥员，对有道理的事，他是支持的，并且会放手让你去干。
于是，黄老又在迷茫中看到了希望，开始起草第三个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提出：“把国家留在二汽拿不走的钱捆起来使用，自筹资金，量入为出，继续建设二汽。”
黄老和会计师邹显信仔细算了笔账，每年国家投入到二汽拿不走的钱有三笔：一是折旧费，二是利润，三是设备维修费。如果从折旧费中拿出60%，从利润中拿出50%，从设备维修费中拿出40%，从1980年到1985年6年加起来就有4．5亿元。为了稳妥可靠，黄老只在报告中报了3．3亿元。
黄老在信中向上级表示：“我不要钱，我只要政策，还可以造30多万辆汽车。”
这次报告和前两次一样，经湖北省委、省政府批示后转报党中央、国务院。这一次因陈丕显书记不在武汉，是韩宁夫书记签批的。他在接到报告的第三天，即批示直接报党中央、国务院。
这期间，黄老等二汽领导约请了国务院各部委主管领导一起听取了汇报。国家计委副主任金熙英听完汇报，感觉很好，很支持二汽的构想，并说想推广二汽的做法。当即确定由国家计委牵头起草联合报告，会同有关部委上报国务院。
国家计委以计委、经委、建委、财政部、一机部、物资总局名义向国务院报送的联合报告（草稿）已发送各部委征求意见。为了统一意见，金熙英副主任又召集各部委主管司、局长开了一次碰头会，会议不到半小时就散会了，大家一致同意支持二汽的做法。这样一来，就只剩下各部委正式会签文件了。
为了抓紧时间，早点把文件签发下来，黄老自告奋勇，当国家计委的大通讯员，亲自把报告送到各部主管负责同志那里，请他们会签。2月10日是星期天，领导上午都在家里。黄老便在头天晚上打电话，约请他们在家等候，他准时将文件送到签字。
一个企业主要领导，能如此披肝沥胆、无怨无悔地为企业奔波，这种精神使各部委领导深受感动。他们第二天都在家里等候黄老的到来。
星期天上午8点半钟，黄老先来到金熙英副主任家，文件由金副主任为首签发后，他便依次到各部长家一一会签。文件全部会签完，只用了两个多小时。会签完毕，黄老再返回金熙英家时，金副主任还以为领导都不在家，没能签字呢。当金副主任看到六个部门都已签字时，感动地对黄老说：“幸亏是你自己跑，要是让文件‘旅行’，即便有人专门督催，五六个部门最少也需要两个月。”黄老会心地笑了。
1980年2月20日，这个报告经国家六个部委审批后，报送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3月21日立即召开9位副总理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一个报告召集9位副总理来会审，这是前所未有的。当时一机部周子健部长参加了会议，第一个议程是讨论二汽这个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先问财政部，再问计委、建委，大家都表示了同意支持。并且说：“假如企业都像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会议一散，周子健部长马上就打电话给黄老，告诉这个好消息。周部长笑着说：“过去总是你催我，现在不同了，你这次是亲自把小辫子送给国务院抓住了，你可要小心，无论如何不要出差错呵。”
3月22日，国务院正式下发1980年第68号文件，批复了二汽的报告，同意二汽续建。
听到这个消息，二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黄老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信心倍增，决心带领大家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当时按国家批准的年生产10万辆汽车的建设纲领，全部投资为25亿元，建成时间为1987年，国家还需投资8亿多元。而二汽报告提出的续建投资为3．3亿元，时间是1980年至1985年共6年。先建成综合能力8．5万辆，不足之数，二汽拟请从1986年起，请求国家再投资其余的5亿元。
1980年6月9日，国家计委、经委正式批准二汽分期续建项目的扩大初步设计。
一场“自筹资金，量入为出，分期续建”的战役，在黄老的指挥下“荷枪实弹”地打响了！
首先，调整了五吨民用车的生产纲领。二汽10万辆设计纲领中，两吨半越野车原设计能力为年产2．5万辆，三吨半越野车的原设计能力为年产2万辆，考虑和平时期，军用越野车用不了那么多，即使打仗随时可以转产。几经周折，得到了国家计委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同意，将两种军用越野车各压缩到年产5000辆，把五吨民用车从年产5．5万辆，提高到年产9万辆。
多少个日日夜夜，黄老都是在工厂、车间里来回奔波；十堰的每条山沟，都有他头戴布帽、脚穿布鞋匆匆奔忙的身影……
万众一心，力量无穷。二汽人以主人翁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肩负光荣的历史使命，全力以赴实施新的生产纲领，创造了又一个辉煌——到1985年，达到了当年9万辆设计能力，在生产线上实际生产五吨民用车9．15万辆，两种军用越野车保存能力1万辆。不仅提前两年全部建成了国家10万辆设计纲领，而且实现了年产10万辆生产能力。
其二，建设三吨半越野车生产阵地问题已迫在眉睫。总参原定三吨半越野车牵引力为三吨到三吨半之间，后来改变，要求加大到最低为三吨半，这就需要重新设计。原来两吨半越野车的车轿，采用的是“分动箱”，只能六轮驱动，不能加长。技术人员通过日以继夜的再三试验，把它成功地改成了“贯通桥”，既能够六轮驱动，还可以在将来发展到八轮驱动，把牵引能力提高到五吨至八吨以上。通过这一改进，压力变成了动力。在两种军用越野车设计纲领从2万辆压缩到5000辆的情况下，二汽重新试制试验车型，并在短期内新建了一座大厂房。
其三，铸造厂房的扩建也不容迟缓。新引进的四条铸造线，除一机部原准备调走一条外，二汽决定把三条线合并，建设第三铸造分厂。计划一次设计，分两期完成。第一期先建成最大一条线，投资约1．2亿元，拟定于1986年底前基本完成，投入试制。第二期再建两条线，建设周期跨入1987年，投资约8000万元。厂址原定在十堰市白浪公社马路大队，经考察，此处地势较低，汛期常被水淹。为了安全起见，便考虑易地到襄樊扩建。
襄樊地势平坦开阔，有两条铁路，几条公路和汉江水运交叉，交通便利，贯通东西南北。此外，襄樊离原材料产地、销售市场更近。襄樊——十堰之间，可来回进行“钟摆式”运输，避免空载往返。据计算，光运输费这一项每年就可节约上千万元。
黄老这一算便算出了灵感，于是就萌发了建设二汽襄樊第二基地，使二汽汽车年产量从10万辆翻番成20万辆，并在将来寻求更大发展的构想。
1982年10月9日，万里副总理来二汽视察，批准二汽实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这时，二汽干部职工干劲冲天，生产建设欣欣向荣，效益也很不错。当年计划上交1．4亿元，实际上交1．7亿元，实现利润达到2亿多元，创历史最好水平。五吨民用车，基本实现年产5．5万辆。看来，是该考虑下一步的发展战略了。
二汽领导决定在襄樊建设第二基地，新建我国当时缺乏的八吨平头柴油车系列，湖北省领导和襄樊市领导都十分支持。1983年8月21日，铸造三厂在襄樊正式破土动工。这一天，也是二汽襄樊第二基地的实际开工日。
其四，是10万千瓦自备热电站的建设问题。关于这个项目，黄老可说是胸有成竹的。1979年袁宝华同志来二汽视察时，就表示同意建设。但由于当时长江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已开始建设，偌大一个电站，估计将来会有充足的电输给二汽；因此二汽要不要建自备电站就有了争议。省委书记韩宁夫还亲自出面劝过黄老，二汽不必再建自备电站了。湖北省机械厅也竭力劝阻，意思是二汽可把建自备电站的1亿多投资调归省用。二汽领导有自己的想法，根据国际经验，反复做工作，说明二汽建自备电站的必要性,最终还是把建自备电站的事定了下来。
也许当时有的同志不太了解情况，实际上二汽是自筹资金建自备电站，即使不建电站，这块资金也是调不走的。况且襄樊到十堰输电电压为10万伏，葛洲坝电力为22万伏，只能送到襄樊，根本输不进十堰。
二汽热电站从1980年5月20日开工，到1986年初建成，建设速度很快。实践证明，电站建成后，不仅保证了二汽生产用电和热力，免遭经常拉闸限电的威胁，也为二汽节约了大量电费和煤炭，而且为全厂职工提供了生活用热水、暖气，使参加大山区建设的二汽职工得到了实惠，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
其五：技术中心的建设也不能再往后拖了。黄老心里框算了一下，技术中心全部建成，大约需要投资2—3亿元。而自筹资金有限，列多了吧，没有那么多钱；不列上项目吧，又怕将来上项目更困难。急得不知所措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的黄老想用这样一种办法：国家投资可先用于土建，以后慢慢调集其他费用充填。黄老立即将这个意见打长途电话与总工程师孟少农商量，拟先拨6000万元，只用于土建，孟总十分赞同，认为出乎意料。接着就向国家经委汇报，黄老说明了原委，徐良图副主任认为可行，并且可以加大一点投资，他也支持二汽的做法。
但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在技术中心建设过程中，还是发生过曲折。1981年国家调整经济要求大量压缩基建项目时，有的同志曾想过压低楼层，把十层改为六层，还提出过暂时把这个项目砍掉。为了二汽的将来打算，黄老他们坚持未变。但当时银行已停止基建拨款，建筑公司向黄老诉苦，黄老挑明困难、诚恳地说，二汽可先打欠条，以后付款。结果，建筑公司不仅欠条不要，还日夜施工，使技术中心于1983年5月1日提前建成。
其六：是文教卫生、道路、环境及生活配套设施项目的建设。这些项目虽然关系到厂计民生，但因资金紧张，原是作为机动项目列上的。也就是说，有钱就干，没钱不干。由于当时情况错综复杂，一些正式建设的生产项目、和一些拟定新建的项目，有的进度滞后，资金用不了；有些新开工的项目，准备工作完成却未列投资，有了这部分资金机动使用便好办了。
总厂预分配给各专业厂的文体配套及宿舍投资很有限，但各厂劲头都很足，愿意内部挖潜，不够的自补。
几年中，二汽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建设“汽车工业学院”投资600万元；与德国合作专办的“高级技工学校”投资300万元；为卫生事业购买CT、1250检查仪投资500万元；为建电视教育中心投资300万元；为建体育中心投资500万元；道路、环境投资，每年不少于400万元；新建宿舍60多万平方米，投资不少于1亿元。周围环境的改善，生活福利的提高，使吃惯了苦，且不怕吃苦的二汽人欢欣鼓舞，干劲倍增。
实践证明，黄老的决策是超前的、正确的。实行“自筹资金，分期续建”，对二汽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改变了国家对二汽实行缓建的决定，解决了续建的投资，使二汽转危为安，加速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汽车生产连续多年保持1万辆的递增速度。如果当时停缓建，不仅国家还要给二汽生产、生活补助，而且二汽刚度过“扭亏为盈”难关，干部职工开始高涨的情绪会受到抑制、挫伤，生产配套、生活欠账、道路环境等问题也将长期难以解决。这样下去，职工队伍难以稳定、巩固，设备闲置难于安全运转，将来恢复生产将会加倍困难。
二是把三项资金捆起来使用，在国家的企业财政体制上是项重大改革。过去的专款专用，在某种情况下是必要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没有重点，表面看来面面俱到，实际上很难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主攻方向。企业难有活力，很难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因此说，二汽自筹资金建设，还是国家投资体制上的重大改革。它不仅使企业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而且开辟了企业自主投资建设改造、以内涵资金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二汽原计划1986年—1987年，还需要国家投资5亿多元才能建成10万辆的设计能力。通过自筹资金、把三项资金捆起来使用，不仅提前到1985年实现了不再找国家要投资，而且还建设了二汽襄樊第二基地，增加了重型柴油机建设项目。这都是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丰硕成果。
三是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机制，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样一来，二汽可根据自己的生产纲领、基建任务确定自己的建设项目及时间进度。一次报批，分步实施。在自筹原则下，项目资金可以预拨，项目之间可以调剂，并可跨年度使用，有利于灵活安排，提前超额完成计划。几年间，国家每年平均预拨4500万元，二汽每年实际完成项目投资7000万元左右。汽车系统的其他单位，常常完不成投资额度，便把额度转划给二汽，促成二汽每年超额完成计划。二汽6年自筹3．3亿元资金的执行结果是喜人的，增加国家固定资产3．9亿元，用于生活集体福利、奖金约5000万元，实际上，自筹资金总额在4—5亿元左右。
四是1982以后，国家又批准二汽实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使二汽自筹资金来源又拓宽了渠道。承包制实行的“包死基数，超包全留，确保上交，亏欠自补”方针，极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在二汽，当时由于实行了各专业厂承包经营责任制，进行了“千斤重担层层挑，人人头上有指标”的“全员承包”试验，直接以“包质量、包技术进步、包效益”三大责任承包为主打方针，兼顾生产、经营开发、技术改造、职工福利，执行7：2：1比例合理分配，从而更大限度地调动了专业厂的积极性。1984年，就有专业分厂提出，在保证上交总厂利润年递增15%的前提下，分厂全包自己的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一度出现了资金越用越活，后备资金越来越雄厚的局面。1984年5月27日，在力争建成五吨车年产10万辆能力的基础上，二汽又提出了扩大建设汽油车（包括军用车）到14万辆能力、新增柴油车6万辆能力的新目标。这些由承包、激励带来的动力，都是与创新企业经营机制，改革投资体制所激发起来的企业潜能是分不开的。
“自筹资金，分期续建”这6年，是二汽建设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6年后，执行的结果是鼓舞人心的。黄老带领二汽人通过6年卧薪尝胆的不懈努力，建成了国家批准的10万辆生产能力，上交利润8．4亿元，上交税收4．2亿元，生产汽车35万辆，新建宿舍面积60万平方米，建成一个10万千瓦自备发电厂，在襄樊还建成一座当时东亚第一的汽车道路试验场。
因此，回顾风雨历程，二汽人都毫不夸张地说，是黄老的智慧、胆略和锲而不舍的努力，使二汽又一次起死回生。
毋庸置疑，二汽每前进一步，取得的每一个丰硕成果，都离不开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党中央领导一直在关注着二汽的建设和发展。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及当时正在二汽考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二汽。时任二汽党委第一书记、厂长的黄老和当时的二汽副厂长王兆国全程接待了邓小平。
那天，大家和邓小平一起谈笑风生。段君毅说：“二汽建在十堰地区，还是1965年冬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小平同志在四川考察‘三线建设’时亲自决定的。”黄老见小平同志略加回忆后笑着说：“是的，有这回事。当时党中央决定修建襄（樊）渝（重庆）铁路，二汽理应摆在襄渝线上。二汽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关心的项目，我得先请示，如果三天内不另行通知就算定了。当晚就电话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立即请示毛主席，都用同样的方式作了回答。当时你（指段君毅）是一机部部长，行动很快嘛。”
在生产车间，当小平同志看到从西德引进的1．2万吨热模锻压力机自动生产线，40秒钟即可锻压一根大卡车前梁时，问花了多少外汇，黄老回答说：“当时是1000万美元，现在要3000万美元。引进后由我们自行安装、操作，运行情况良好。”黄老还介绍，外国人原以为二汽人安装不了这洋机器，设备还放在仓库里。他们来厂一看，发现设备不但安装好了，而且运行正常，并有小的改进，非常吃惊。许多外国人参观了二汽的建设规模后说，从二汽的建设看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决心、气魄和能力。小平同志听后非常赞赏地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就应当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这样做，还要多到国外考察、学习，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肯定会落后。”
二汽总厂的后山坡上，两辆军用越野车正在进行爬坡表演。小平同志看到二汽两种军用越野车攀上32—34度的山坡，上下平稳自如，顿时满意地说：“汽车能爬上这样陡的高坡，部队指战员当然欢迎，难怪部队要为你们的车请功，说你们的车是英雄车、功臣车，质量是头等大事。”
百忙之中，小平同志还亲切接见了二汽总工程师、副厂长孟少农，听取和审视了各种车型和挂图，并勉励孟总要为中国的汽车工业多作贡献。
在参观途中乘座的汽车上，小平同志看到王兆国这么年轻就担任了企业负责人，就把王兆国叫到身边坐下，并向兆国同志询问了一些情况。黄老介绍，他是二汽的一位副厂长。小平同志问，是总厂的副厂长，还是分厂的副厂长？黄老说，是总厂的副厂长，协助管生产的，今年38岁。小平同志感到很兴奋，一直慈祥地端详着王兆国。黄老又解释，兆国同志一直表现很好，可不是“坐直升飞机”提拔上来的，他是小步快跑。他大学毕业分配来厂后，从分厂技术员到分厂团委书记，再到总厂的团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常委，又下放到一个分厂当党委书记三年，把这个分厂建成了大庆式企业，这才提拔到总厂协管生产的。小平同志高兴地对黄老说，你们注意培养青年干部很好，我们老同志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青年干部，你们这么大的厂子，能提拔30多岁的优秀青年干部当厂长，可见我们党有的是人才。
邓小平同志这次视察，除肯定二汽“自筹资金，分期续建”这项重大改革外，对军用车转民用车、组织联营公司、采用电子计算机都作了重要指示。
小平同志远见卓识的指示，进一步加快了二汽改革开放的步伐。二汽从一般提“军品转民品”，发展到“以民为主，以民带军”的方针，这是一个跨越。
从1978年起，二汽虽说全力投入了五吨民用车的建设，但对军民产品关系如何摆，领导班子在认识上并未统一，作法也不大胆。直到邓小平视察二汽时说：“从长远、从根本上说，应当以民为主。”二汽领导这才彻底解放了思想，放手制定了“以民为主，寓军于民”的具体部署。把二汽原报国务院审定的年产10万辆汽车中4．5万辆两种军用车，正式下调为1万辆；把5．5万辆民用载货车，正式大幅度调升到9万辆。由于民用车批量大，当时已出现竞争压力，需要二汽不断增加品种，提高质量。这样，在实际上也就加速了军用车的开发和更新。当时，二汽的军用车也只有2．5吨汽油越野车。但部队由于装备改进、重炮增多，更多的需要3．5吨柴油越野车。在黄老的领导下，二汽注意市场动向，根据市场需要，在新疆开发了沙漠勘探车，在西南开发了高原客货车。这些新车型，既满足了经济发展需要，又解决了国防需求。这一决策，对二汽开发新产品，指导企业长远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邓小平同志视察时，鼓励二汽搞企业联合，倡导组织联营公司。在此之前，二汽对办联营公司也有过尝试，1978年就开始调研。这次小平视察二汽，又当面指示，要注意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把全行业组织起来。1980年10月16日，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由二汽牵头，召开了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新疆、浙江等省、市参加的联营工作座谈会，起草章程，为1981年4月8日正式成立“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进行筹备。就此，二汽从独家经营、大而全，向联合经营、专业化、大协作、大型集团公司过渡，最终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二汽集团。
视察期间，小平同志还以其敏锐的目光高瞻远瞩地指出，二汽要注意发展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吸收工业发达国家的长处。为此，二汽在技术中心专门组织了电子计算机中心，加强国际科学技术交流。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1983年6月，以黄老、孟总、李惠明等主要领导为首，专门组织技术人员到美国、日本考察，引进了大型计算机设备及应用技术。这些设备的引进和应用，加强了二汽自行设计制造精密仪器、仪表的能力，为改造现有生产线、机床设备，逐步实现机电一体化打下了良好基础。二汽八吨平头柴油机汽车及美国康明斯柴油机B．C系列的开发和引进，也是这次考察时定下的。
黄老回忆起这些，总是动情地说：二汽能有今天，离不开党中央领导、各部委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离不开一汽老大哥及全国兄弟单位的支持；离不开饶斌为首的二汽创业者们至死不渝的努力。
1980年，是二汽胜利渡过“停、缓建”关，自筹资金，继续建设，并逐步走向改革开放的一年。
这一年的5月17日，经孟少农、陈祖涛同志倡议，二汽总厂研究决定，提出了二汽产品要“创名牌，夺金牌，打入国际市场”的战略目标。这就是说，二汽不但要制造汽车，还要争创名牌，把自己的产品销到国外。这一消息得到了响应，8月，法国雷诺汽车公司来二汽考察，二汽同他们磋商了“合作改装五吨车、向非洲出口”的问题，为汽车出口做准备。1982年6月上旬，首批东风汽车147辆出口苏丹。同年8月，二汽与雷诺汽车公司联合开发的总重11吨柴油车，向喀麦隆、菲律宾等国家出口100多辆。
二汽产品初步走上了国际舞台，二汽专家的学术论文也蜚声海外。为赶超世界汽车制造业先进水平，二汽广泛开展国际学术活动和技术交流。
1979年陈祖涛同志去西德考察，并与佛朗霍夫学会友好交谈。
1980年10月31日，西德派专家来二汽，商定了改造二汽总装配线的工程咨询项目。
1981年9月14日，工艺处工程师徐家炽等5人，应邀赴法国巴黎参加首届喷丸技术学会，发表论文。这是二汽职工首次出席国际会议。
1981年12月17日，二汽总工程师、副厂长孟少农同志，应邀出席首届太平洋国际汽车学会，宣读论文，并在会上展出了二汽部分设备及图片。
从1983年起，二汽就往我国香港、美国纽约、西德汉堡等地区和国家，派出了常驻外贸、经营机构。
从1978年至1983年，二汽先后派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出国考察、进行学术交流、洽谈贸易、引进设备共去10多个国家，266批次，1069人次；外国厂商来二汽考察的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公司，562批次，1914人次。这些活动，在当时国内同类大型企业中，是较为突出的。
可是，当年轻的二汽刚刚站稳蹒跚的脚步，鼓足了勇气站在起跑线上时，又一道出人意表的难关突然卡在二汽人的面前……
1981年前的计划经济年代，二汽一直是按计划经济体制单纯地进行“产品生产”的。一切原材料均由国家物资总局统一调拨供应，一切产品销售都是由物资系统“统购包销”。1981年5月4日，国家物资总局在常州召开的全国汽车订货会上，突然宣布：从今年起，国家不再负责统购包销，一切生产、原材料订货及销售事宜，均由企业自寻出路、自主解决。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毫无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二汽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震动。
其实，3月已有风声，汽车可能滞销，国家准备不再包销，可黄老他们还不大相信。直到5月4日，参加会议的李惠民、周维泰两位副厂长听了国家物资总局的宣布后才知是真的。
事已至此，大势所趋，怎么交涉也无济于事。
黄老此时心里很清楚，这事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引起严重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摆在企业面前只有三条路：一条是停产，这是绝对不可取的；另一条是大量减产，这也是要努力避免的；还有一条就是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寻找市场打开销路。
黄老下了决心，他不信二汽闯不过这一关！于是组织全厂有关领导，亲自带队到各大区了解情况，分析汽车滞销的形势和原因。接着，先后派出160多名干部，去各地积极组织推销。结果在调查中了解到，汽车滞销不是供大于求，而是由国家压缩基建投资及汽油供应紧张造成的暂时现象。
更让黄老意外的是，二汽的汽车不是卖不出去，恰恰相反，一些单位和个人正在筹集资金，准备一旦“解冻”，就优先购买二汽的汽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消息更使大家增添了信心，在绝境中又看到了希望。
二汽人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黄老的带领下“不等不靠”，自寻出路，采取了强有力的五大应急措施：
第一，统一售价，力争自销，组织经销。
当时，二汽东风140型汽车每辆售价是2．3万元，但因货俏供不应求，经各地二道贩子转卖，到用户手中时常抬高到3．6至4．2万元。这就极大地损害了用户的利益。为了打击投机倒把，为自己打开销路，为用户赢得利益，二汽克服各种障碍，向国家争取到了“工厂自销权”。有了自销权，就立即推行统一售价工作。按每辆车发送到用户手中的平均运距大至为1000公里计算，每辆车平均补贴运费1500元左右，将全国火车到站售价，统一控制在2．3万元。这一措施只实行了三个月，就彻底打跨了全部中间倒卖环节。
在统一售价自销的基础上，二汽又积极争取国家物资系统为东风车经销、代销。在东风车出厂及零售价格与全国零售价格保持一致的条件下，每辆车付给经销、代销单位3%的手续费。这是依靠物资系统老渠道大量销车的好办法。然而，当时上级领导单位有的同志反对这样作，认为这是贿赂物资部门搞“回扣”，并要二汽停止执行，纠正此作法。黄老率二汽领导顶住压力，坚持决策，再三向上级说明理由。实际上，这笔费用远远低于物资系统内部的管理费（6．2%），也低于银行利息。这种办法很快收到了效果。物资部门也感到自己突然改变统购统销政策而愧对企业，积极支持经销、代销二汽产品，并免收仓储费、人员工资，尽义务为二汽服务，销售了大批东风汽车。由于东风车俏销，很快就取消了代销，一律改为预购经销。这一措施加速了二汽资金回笼，维持了正常稳定的生产。
第二，扩大联营，发展改装车。
通过调查黄老了解到，很多改装车厂买到东风车后，还要拆除一些不必要的零部件，再改成各种改装车、专用车；他们希望二汽能生产专用汽车底盘，以供他们直接改装。这个信息引起了黄老的极大兴趣，并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查阅国外资料。从大量的国外资料中可看出，各国的商用车用作改装车的一般占60%—70%，这大概是个客观规律，我国也不例外，必须要走这条路。如果采取这种措施，二汽生产的一大半汽车即可卖给改装厂，这等于占领了市场；再由改装厂改装后卖给用户，还增加了品种。1981年4月，二汽已组建了有八个厂参加的“东风汽车联营公司”。当时很多汽车改装厂面临关、停、并、转的困难境地，因此积极要求参加联营。黄老和班子成员一致认为，如果挑选一批技术设备条件好的改装厂参加，既可救活这些改装厂，又扩大了二汽汽车销售市场，无疑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于是就提出：凡是按规定条件从事改装、并切实保证质量的，二汽可先提供底盘，由各厂试验改装，推销后再还二汽欠款。二汽用这种办法，当年就推销汽车近万辆。扩大联营，发展改装车，成为二汽当时战胜困难的重要手段。
为了加强销售和技术服务，二汽还给用户如下优惠待遇：从1981年6月15日起，把“三包”保险期从半年延长到一年，行驶里程从2．5万公里延长到3万公里，以后还规定每辆新车贴补700元，供走完3000公里“跑合里程”后，进行强制维修。
此外，二汽还在全国各地普遍组织设立东风汽车特约服务机构和服务网点，并将各省、市的零配件制造厂、各大城市交通要道的汽车修配厂，都组织起来为二汽服务。
这样一来，二汽联营单位、零配件制造及经销单位、汽车维修服务单位，像雨后春笋很快就遍布了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交通枢纽城市，并成为二汽汽车销售、零配件生产供应、技术服务、旧车翻修、信息反馈等五大功能的宣传和组织系统，从而提高了二汽产品声誉，增强了广大二汽用户的信心。
第三，推行卖方信贷，多方促销。
这在当时不啻是一个大胆的举措。5月上旬，黄老专程去北京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飞洽谈时提出三个方案：一、银行贷专款给地方政府和用户，由地方负责组织还本付息。二、银行贷款给物资总局，因而可考虑二汽与物资总局共同付息。三、银行贷款给二汽作生产周转资金，二汽赊销汽车给用户，并分期分批还本付息。李飞副行长再三考虑后，认为银行不便直接向地方和用户催收贷款，同意第三种方案，贷款给二汽，由二汽还本付息，利息分担方法，完全由二汽自定。
拿到尚方宝剑，黄老异常高兴。他和班子成员立即商定，暂时贷款7000万元，以后根据需要再议。兴冲冲回到湖北，他向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作了汇报，陈丕显书记很赞成，恰巧那几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在湖北，李葆华行长听完汇报后，也表示全力支持。10月20日，薄一波副总理来二汽视察，二汽又作了认真汇报，薄副总理当即表示，回京后请银行派专人来解决。12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朱田顺副行长专程来二汽，确定二汽贷款总额为1．6亿元。后来，因为二汽销售情况好转，资金回笼加快，这笔信贷只用了1亿元左右。
“卖方信贷”强有力地促进了销售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由于二汽对不同的付款额、不同的还款期在利息上作了不同的规定，绝大多数用户当时都是付现一半、赊购一半；大部分用户半年内已经还清欠款，只有少数拖到一年左右才还清。在全厂上下群策群力的努力下，二汽的汽车当年12月就转入畅销，而且有的用户开始提前付款购车了。
第四，请领导发动全省销车，更新旧车。
黄老是个有心人，早在6月向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韩宁夫等领导汇报“卖方信贷”方案时，省委、省政府领导提出帮助二汽推销3000辆新车，以更换全省的杂牌旧车。黄老想，这是件两全其美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
他记得陈丕显书记当时还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湖北恩施地区每年冬天大雪封山时，山货运不出来，粮食运不进去，紧急时总是请解放军帮助突击运输；自从有了二汽的东风车，就再没发生过此类问题了。二是他家乡福建省，很喜欢东风车。因为东风车同其他汽车比较起来，东风车运量大，车况好，还省汽油；在泥泞坑凹的山路上，许多杂牌旧车趴窝了，二汽的东风车还照常跑来跑去搞运输。据有关部门计算，那些杂牌旧车，光修理费和多花的汽油费，就差不多能买辆新车了。
听陈丕显书记这么一说，气氛马上活跃起来。副省长张进先、省经委副主任秦忠，当即毛遂自荐，愿当二汽东风车的推销员，为企业尽点力，并起草了湖北省关于“更新旧车购买新车”的规定。在省委、省政府各级领导的支持帮助下，全省全年很快推销东风车3700辆，形势迅速好转。
二汽把在湖北的作法举一反三，通过二汽派驻各省的推销组宣传推进，效果显著。河南省阎济民副省长，反应敏捷，得到信息就及时组织了旧车更新工作。10月20日，湖北省委还以陈丕显、韩宁夫的名义，向胡耀邦、赵紫阳和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用二汽东风车加速更新老旧汽车的建议”。从此，更新旧车，就在全国各地很快行动起来了。
第五，增加品种，提高质量。
黄老认为，这一条是至关重要的，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没有好质量的产品， 产品不创新，企业是没有出路的。到时候谁也帮不了忙。人家需要的产品你没有，你有的产品质量又不好，谁敢帮你说话？谁敢要你的产品？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是二汽目前要着重抓好的工作，也是打开市场销路的根本环节。
于是，针对调查中用户就品种、质量提出的建议，二汽背水一战，大打了一场产品质量和产品开发的攻坚战。如：大量生产各类改装车专用底盘，供改装厂直接改装，不再拆车改装；开发一种可再节约汽车10%的城市用经济型车（东风140E型）等等。同时，对五吨车运行中陆续发现的十大质量问题，组织了攻关，并限期解决。
1982年11月16日，在多种试制、试验及在发展改装车的基础上，东风联营公司和二汽在武汉举办了“东风系列改装车展评会”。会上展出了东风系列改装车的大客车、自卸车、半挂车、牲畜车、医用车、垃圾车、各种厢式车、罐式车共62种120辆。并请全厂各级领导、设计人员、职工代表来参观。大家看后惊叹地说，想不到一年多工夫发展了这么多品种，这单靠二汽设计部门是绝对搞不出来的。二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努力搞好东风汽车基本型及基本变型系列车的任务。
二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团结一心，只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阻力，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闯过了一道道艰难险阻，终于使产品变滞销为畅销，胜利度过了产品滞销关。
黄老至今还深有体会地说，1981年的产品滞销，促进了二汽的经营机制大转变，使二汽从“单纯生产型”企业转变为“商品生产型”，进而转变为“经营开发型”企业。过去陶醉于“卖方市场”，不知“买方市场”的厉害；现在才懂得“用户第一，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的真正涵义。
二汽是顽强的，不管遇到多少困难，还是在一代又一代二汽人坚定不移的努力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黄老仿佛在战胜困难中尝到了甜头，他在奋力度过“停缓建关”“自筹续建”，又智闯“产品滞销关”后，1984年1月，他在总结二汽1983年执行“双全面”经济承包责任制、及1984年进一步推行“三全面”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今后的设想——“探索提高企业素质迎接新的挑战的途径”。
所谓“双全面”经济承包责任制，即“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的、全面技术经济效益承包责任制”。而“三全面”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即“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全面技术进步为核心，全面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
他认为“三全面”的提法更适应二汽的具体情况，更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素质，迎接新的挑战。
二汽人始终把国家任务、国家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作为全厂职工的首要任务和职责。毫无疑问，“三全面”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也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的。
它的基本内容：承包全面质量管理，并且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承包全面技术进步，这是一切工作的核心；承包全面经济效益，这是搞好质量和技术进步的目标。
分层承包，在全厂严格计划管理下，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实行以总厂及专业厂两级为基础的分系统、分级承包，调动两个积极性，按比例分成，留利兑现。做到“责、权、利”层层结合。
经营承包，在保证国家任务、国家利益全部实现的前提下，总厂及各分厂以及各分厂之间，都要按照商品生产的原则进行经营管理和经济核算。
这和前面的“自筹资金，分期续建”一样，在当时的大型国有企业中，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改革创举。而这一改革创举，正如黄老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地实现了二汽由单纯生产型向经营开发型转变；由保守、维持型向科技开发型转变；由简单再生产向依靠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变；由“大而全”的单一品种生产向系列化、专业化、协作化的多品种生产转变；由自上而下的单层次促进向统筹部署、分层次、上下结合发展转变；由单个企业及国内市场向联营企业、合资经营及国际市场转变。这六个方面的转变，使二汽在逐步探索企业管理模式的过程中，企业素质有了质的飞跃。
二汽一步步从“单纯生产型”转为“商品生产型”，又从“商品生产型”转为“经营开发型”；这一个个转变，提高了二汽人视困难挑战为机遇的素质，增强了二汽人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勇气。
1984年5月，二汽在襄樊第二基地已先后投入资金近5亿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开发条件下，通过能力论证，黄老提出了建设6—8吨平头柴油车6万辆，并使二汽的总生产能力在1990年或略长一点时间，由10万辆翻番建成20万辆的建议，获国家计委批准。
1984年9月，为发展汽车工业大形势，黄老进一步提出了由二汽牵头，组织湖北、四川、福建、武汉市（三省五方）与美国福特合资，建设以中方为主的30万辆轻型汽车厂的建议。10月18日，国务院领导原则批准委托国家经委主任吕东同志主抓。吕东同志认为这是“中国汽车工业转折性大发展”，并会同国家计委、体改委、机械部、中汽公司共同拟定列入“七五”前期重点准备计划项目。12月15日，黄老将此事向二汽全厂作了传达。
可惜的是，此项计划在黄老1986年离开二汽到湖北省人大工作前未予执行；前述20万辆翻番计划后修改成15万辆，这是黄老离开二汽前始料未及的。黄老至今感到十分遗憾。
1985年11月2日，在中共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黄老精神抖擞、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主席台致开幕词——任重道远，乘胜前进！在座的人无不为之振奋。至今有些老同志提起当年的情景都热泪盈眶。那是一个激情的年代，黄老热烈高昂的致词隽永豪放：“同志们：二汽是在不断克服各种严重困难中，经过艰苦拼搏而诞生、成长和发展起来、并不断取得胜利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是我们继往开来，审时度势，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密切结合二汽实际，高瞻远瞩，研究制订今后五年战略任务和指导方针的大会……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并且要高度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发扬我们勇攀高峰、争创一流、打入国际市场的顽强拼搏精神，坚持创新，坚持改革，为发展二汽、振兴祖国的汽车工业做出二汽人应有的贡献！”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1986年5月，65岁的黄老光荣离开二汽被选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然而，他仍然心系二汽（1993年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为二汽出谋献策，向二汽和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992年4月15日，《发扬优势，转变机制，奋力赶超——关于二汽更新改造，建设多功能集团，迎接国内国际严竣挑战的建议》。
1993年2月13日，《关于迎接全国严竣竞争形势，壮大东风集团，加速发展湖北汽车工业的建议》。
1993年5月23日，《争取十五年内建成百万辆级东风汽车集团的调研报告》。
1993年11月25日，《振兴我国汽车工业的根本出路——借鉴国际经验，加速建设百万辆级大集团》。
1993年12月26日，《国际汽车零部件工业发展的新动向——推动汽车工业集团大发展的先导产业》。
1995年9月15日，《关于把电动汽车作为战略项目列入“九五”重点发展规划的建议》。
1995年12月26日，《结合国情加速开发应用推广电动汽车的建议——关于我国汽车产业是否专走“石油——汽车”发展道路的探讨》。
2000年12月1日，黄老给朱镕基总理写专题报告，建议把电动汽车作为传统汽车工业改进和发展的“切入点”，并提出注意发展石油——电动混合动力汽车的建议。朱镕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批阅后，国家科技部把研发电动汽车列入“七五”国家科技重点专题规划，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电动汽车事业的发展。
黄老对汽车的执著，对祖国汽车工业的赤诚，对二汽（东风汽车公司）的爱护，在以上列举的他所有建议的四分之一中已见一斑。
他在二汽辛勤工作13年来，励精图治，披肝沥胆，尽心竭力。在他睿智、果断的决策下，东风车从汽油机发展到柴油机；从长头发展到平头；从10万辆发展到20万辆；从十堰发展到襄樊、武汉。按理说来，年近古稀的他完全有资格、有理由、放下担子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可他还在为祖国的汽车工业操劳，时时关注着世界电动汽车的发展动向。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黄老就是这样一位驰骋汽车界的英雄。1993年退出省人大后，他更是心无二用，集中精力潜心研究起了电动汽车。
他总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世界，以敏锐的触角，长远的目光，去打量、分析世界汽车的发展动向。
他早就意识到，在世界汽车工业发达的今天，汽车工业的水平，通常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随着世界“石油——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显然急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和交通能源工业等各方面的发展，但也带来了非常突出的世界性的三大弊端：一是石油作为宝贵的化工资源被大量浪费，且有资源枯竭的危险；二是燃油造成的大气严重污染，已明显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条件；三是为了处理排气污染而造成的社会负担、以及汽车产品结构复杂引起的高昂成本，会限制汽车进入普通家庭，并影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面临如此大量的汽车市场容量，石油资源的消耗浪费及大气环境的严重污染，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应当走什么道路，无疑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因此黄老1992年起就呼吁：“电动汽车是当前国际汽车发展的新动向，应当是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要考虑的重要方向。”他从我国发展电动汽车的基本思路，到应当采取的政策措施；从开发电动汽车的重大战略意义，到电动汽车的发展，将推动内燃汽车技术结构大革新，是对汽车工业的历史性跨越；都一一科学地、细致地作了阐述。鼓励车界同仁，坚持自主创新，争取电动汽车发展新胜利。
不仅这样，他还身体力行，四处奔波。找企业——东风汽车公司，找地方——武汉市，找政府——湖北省委、省政府，找上级——国家科委。在他不懈的努力下，东风电动汽车研发中心，早已矗立在武汉汉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研制的电动汽车已投入城市交通运输；纯电动车以其灵巧、方便、环保，获得了社会青睐，如今在武汉的一些旅游景点、城市花园小区成了必备的短途交通工具。
电动汽车的发展顺应世界汽车发展的潮流，并且已经在黄老的努力下脚踏实地地前进！
黄老性格有点内向，不大爱说话。但我们采访他多次，发现他思维清晰，记性很好。谈起他在二汽工作的难忘岁月，仍记忆犹新，各项工作如数家珍。那天我不禁问他今年高寿，他笑了笑说“我的年龄倒过来都比你大哦！我今年已经85岁了。”
英雄不减当年勇。黄老朗朗的笑声，充满了生命的活力。那种无形的穿透力感染着我们，让人感到他依然年轻。
当时一路上我都在想，黄老这几十年来，除了钟情于汽车，过去的一点业余爱好就是看书、看报、看新闻、游泳；但现在想游泳，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
2009年9月是东风公司建设40周年，但就在这一年三月，顽强的黄老在写完自己一生的智慧结晶《探索与追求》后就病倒了。东风公司领导多次去医院探望，我和秘书长也代表湖北省汽车行业协会多次去医院慰问老人，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病中的黄老仍对汽车念念不忘，当从北京前来看望他的王兆国对他谈起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时，奄奄一息的他的脸上竟顿时露出了笑容，眼睛也奕奕有神。
2009年9月10日, 黄老走完了他89岁的人生历程。他未能等到东风公司建设40周年庆典的那一天就匆匆地走了，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悲痛和遗憾……
黄老走了，但他依然活在我们心里。每当和东风人谈到汽车，我就会想起他这位慈祥可亲的老人，不知为什么，我脑海里的黄老，仍然是他当年在二汽指挥千军万马时、气壮山河、威风凛凛的模样……
2006年8月18日 第二稿
2009年12月8日 终稿
(此稿已经黄正夏修改审定，见打印出来的黄老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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