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任厂长饶斌

 刘丽君

“饶斌同志在为发展我国汽车工业的奔忙中溘然离开人世，中国汽车工业闪烁着灿烂光辉的一颗金星陨落了。

噩耗传来，二汽全厂职工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这位中国汽车工业杰出的创建人和开拓者，转战南北，在汽车工业战线上奋斗到最后一刻，把大半生的心血全部倾注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之中。以其雄才大略，部署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大局；以其求实苦干的精神创建了一汽和二汽；以其楷模主帅的作用，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汽车工业精英。”

这是时任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陈清泰在《回忆饶斌》一书前言中开首的一段话。

1990年8月12日，也就是饶斌逝世三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第五版整版刊登了薄一波、段君毅、周子健题为《怀念为创建我国汽车工业建立功绩的饶斌同志》的回忆文章。

文章从饶斌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战斗，到坚韧奋进创建一汽和二汽；从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机械汽车行业的发展披肝沥胆，到为促进汽车工业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对饶斌同志人品、人格的无比崇敬，热情赞颂了饶斌同志求索奋斗光辉的一生。

饶斌祖籍江苏南京，1913年农历1月26日，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1925年，祖父去世，举家迁往天津。那时他家生活已很困难。他上初中时，为了一点学费，父母常常到处求借。饶斌考上南开高中后，由于父亲生意不顺，经常借酒消愁，对家人发脾气，打骂妻子，饶斌感到十分苦闷，很想离开这个让他心烦甚至有点厌恶的家。

1930年冬，正在读高二的饶斌，听说日本人办的满洲医科大学招生，凡是东北籍考生，考上后不要学费，还可发点伙食费。饶斌灵机一动，就借了个高中毕业证去报考，结果被录取。1931年初，饶斌离开天津，到沈阳满洲医科大学读书学习。

在满洲医科大学，日本学生比中国学生多。在日寇的统治下，日本学生横蛮霸道，中国学生常受日本人的欺侮凌辱。一次洗澡时，日本学生为了争一个淋浴喷头，竟气势汹汹打了饶斌一耳光。秉性温和的饶斌不禁怒火满腔，攥紧了拳头。中国学生也为此感到愤愤不平：小日本凭什么欺侮咱们中国人？年轻人一个个血气方刚，总想找机会出这口气。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学校停课了。中国籍学生悄悄团结起来，拒绝上课。大家爱国热情高涨，同仇敌忾，誓死不当亡国奴！

决定集体离校的那天晚上，正好遇上那个耀武扬威动手打饶斌的日本学生在校园独自散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国仇家恨，义愤难平！盛怒之下，大伙就把那个日本学生狠揍了一顿。

第二天，同学们一起搭上了去大连的火车，然后又从大连乘船到天津，派出学生代表去和当局政府协商转学事宜。经过同学们据理力争，当局决定，从满洲医科大学入关的学生，集体转学到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并免除学费、住宿费、学杂费。饶斌这段时间就靠哥哥寄来的几元钱作为生活费，接济不上时还要借贷，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九 ·一八”事变，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特别是在校的大学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饶斌就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杰出代表。

在同济大学出版的《同济大学学生运动史（1910－1949）》第58页中记载：“同济医学院饶斌、张滋等一批刚从满洲医大转来的学生，目睹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犯下的种种暴行，亲身经历了流亡生活的痛苦，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盼望着政府早日出兵，打回老家去，他们经常在同学中宣传抗日救亡的迫切性。他们组织了为黑龙江抗日将士的募捐活动，到吴淞、杨行、崇明等地进行抗日宣传。”

一次又一次的请愿，化为一个又一个泡影。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血腥镇压，使学生们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

1933年下学期，饶斌由德文补习班转入医科大学部。由于家境贫寒，向往光明，他早在中学时就常与进步同学接触，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因此，他多次接受进步同学梁成广给他的任务，夜间到火车站、码头、街上贴传单，那时，他认定了梁成广就是共产党员。

金秋八月的一个晚上，鼓足了勇气的饶斌坦诚地对梁说：“ 国民党打内战，不抗日，误国害民。要抗日救国只有靠共产党，靠工农劳苦大众。我希望能参加共产党。”说完，他期待地看着梁，梁点点头冲着他会心一笑。

事隔不久，梁约饶斌到他的宿舍一叙。饶斌去后，见在座的还有一个人，看起来像是梁的上级。梁热情地对饶斌说：“你要求参加革命的精神很好，组织上同意你参加C .Y。”梁和在座的那位同学还说：“本应举行宣誓仪式，但条件不允许，要记住两句话：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

时局的动荡，白色恐怖曾一度笼罩上海。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叛变，使革命处于低潮。饶斌被迫离开学校回到天津，后又辗转到青岛的哥哥那儿当小学教员。

1935年7月，决心考上海医学院的饶斌，又离开青岛重返上海。

饶斌考上上海医学院后，一边做家教，一边学习，一边继续寻找党组织。12月快要过年了，饶斌在静安寺突然遇见了王兴让。他乡遇故人，令两人都十分兴奋。因为王兴让就是在南开中学时常向饶斌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的那位同学。王兴让虽然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了解许多有关情况。他对饶斌说：“红军已离开江西北上，北京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一浪。党中央已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7月，饶斌放暑假回到青岛的哥哥家。在青岛遇上了南开中学的同学徐高阮。徐过去是共产党员，还是诗人。饶斌向徐打听北平的情况，徐说：“北平的进步学生都到了太原，王兴让可能也去了。”这个消息给了饶斌极大的鼓舞，他决定立即去太原，并剃光了头发，决心投笔从戎。

最伤心难舍的还是母亲。她哭着责怪父亲整天喝酒吵架，把好好的儿子给逼走了。饶斌向父母一再解释，目前国难当头，尽忠不能尽孝，忠孝难以两全。自己一定要去抗日前线，不打走日本鬼子决不回家！

怀着一腔报国热情来到太原，饶斌真切感受到了同志们的关怀和党组织的温暖。李昌同志建议饶斌去八路军120师，组织关系他可以介绍。饶斌欣然接受，9月他就接到通知去120师报到。

一路上，十几个青年学生由关向应同志率领。后来饶斌与王震同志谈起此事，王震笑着说：“你们这批人是我去接的，你只记得关向应。”

事情久远了，饶斌只记得在关向应的率领下，他们乘坐了一段火车，在峰县车站下车，步行一段路才到120师，见到了师长贺龙。不久就开始徒步行军，向晋西北开拔。到神池时，政治部组织部长找饶斌谈话，说他的组织关系已转到部队来了，让他填个党员登记表。饶斌的党龄也就从1937年9月正式算起。

从此，饶斌在抗日前线和战友们一道，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对敌斗争，历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中共静乐地委宣传部部长、地委副书记，中共交城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晋绥分局党校教育长等职。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晋西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享有很高的威望。

解放战争时期，饶斌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委员、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抚顺地委、市委书记，中共吉林省委委员、中共吉林市委书记，东北联军驻图门办事处处长、图门卫戍司令部司令员，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副市长、市长等职。这一时期，饶斌身先士卒，对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巩固建设革命根据地，乃至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饶斌曾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哈尔滨市市长，中共松江省委第一副书记，东北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在此期间，他就参加和领导了我国汽车工业的创建工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兴起打下了良好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可以说没有汽车工业。中国大地上奔跑的都是些外国杂牌车，主要是美国的军用汽车及轿车和一些老掉牙的“木炭车”。外国人嘲笑中国是“万国汽车博览会”。当时，全国汽车保有量不足10万辆。为维持这些汽车的正常运行，相继开办了一些汽车修理厂和汽车配件厂。

为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新中国急需创建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1950年初，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商谈的内容中，包括为我国援建一个年产3万辆的中型卡车制造厂。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当即成立了汽车筹备组，由重工业部专家办公室主任郭力任组长，孟少农、胡亮两位汽车专家任副组长。8月2日至7日，筹备组召开了整整6天的汽车专题会议。

会议气氛异常热烈，大家各抒己见，共同探讨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大计。

筹备组通过反复讨论和调查研究，初步制定出了汽车工业规划；随后又到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湘潭、株洲等地选厂址；同时集结和培训技术骨干，建立汽车实验室。

1950年12月，苏联汽车专家设计组到北京考察，并和筹备组的同志在长春市选定厂址。工厂定名为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代号为652厂。

1952年8月2日，重工业部召开汽车工业会议，确定“聘请苏联专家承担一汽的全部设计”。在苏联鲍曼工学院毕业的陈祖涛也参加了设计工作，设计方案最后由他带回北京审批。

同年秋天，重工业部撤销重组，分别组建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电机部。汽车工业划归一机部领导，一机部部长是黄敬，副部长段君毅。一机部成立汽车工业管理局，张逢时任局长，江泽民任副局长。1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任命饶斌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郭力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孟少农、宋敏之任副厂长。

1953年3月9日，中共吉林省委批准第一汽车制造厂成立党委，饶斌当选为一汽党委委员。

一汽奠基的日子一天天临近，7月上旬，一机部汽车局派专人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墨宝送到长春。厂部立即请手艺精湛的石匠师傅，将毛主席的题字镌刻在汉白玉基石上。挑选李岚清等6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奠基仪式当天将这块基石抬到现场。

开工典礼过后，一汽一边施工建设，一边调兵遣将集结力量。百事当前，千头万绪。

饶斌是自告奋勇来一汽挑这副重担的。为了实现开工典礼上全体职工向毛主席上书中表示的“保证工程质量，按期完成建厂任务”的决心，他日夜操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脑子里总有许多事情要干，几乎没有空闲。每天在厂里忙碌，午夜才回到家。当妻子张矛把饭菜端到他面前时，他经常沉沉地睡着了。有时忙得不可开交，干脆就吃住在厂里。吃苦他不怕，为难的是，一汽毕竟是人家援建的，管理、技术等方面双方不太好沟通。但为了尽快地掌握管理现代汽车制造厂的本领，他刻苦学习，废寝忘食地奋战在工作岗位上。

1956年7月13日，国产第一辆解放牌4吨载货汽车在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了，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1958年5月，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东风牌轿车。

在怀仁堂，毛主席和林伯渠兴致勃勃坐进东风牌轿车里，在花园里转了几圈，下车后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

1959年11月，中央决定，调饶斌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第6局局长，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由郭力接任。

饶斌39岁受命领导一汽建设，至46岁调离，一干就是七年。1961年1月又调到一机部工作，两年后因故降职，1963年9月下调到南京汽车制造厂任副厂长。

1964年，中国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中共中央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提出在中国南部再建一个汽车制造厂。毛主席果断地决策：“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是时候了！”

中央经过酝酿决定，调饶斌筹办此事。饶斌11月下旬奉命回到北京。

中国要建第二汽车制造厂，并且自己再次有机会投身汽车厂的筹备工作，饶斌感到责任重大，十分振奋。

筹办二汽之初，除一机部、汽车工业公司指派的人外，只有饶斌算二汽的人。因此他经常夹着个棕色大皮包，到处奔波，亲力亲为。查阅汽车方面的有关资料，找专家研究创建二汽的诸多问题。大伙当时戏称他是“皮包公司”。

“皮包公司”运作了一段时间，就并入到汽车工业公司的二汽筹备组，到了这个时候，饶斌不再单枪匹马了。因为汽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孟少农是饶斌的老朋友、老搭挡，二汽筹备组就设在孟少农的办公室。

建设二汽的构想应该说由来已久。早在1953年，一汽建设初期，毛主席就十分赞同一机部部长黄敬的意见，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要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

1953年7月，中央就从四川调罗红任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并成立二汽筹备处。年底，中共中央决定二汽由湖北省包建，并令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刘西尧负责筹建工作。

中央为二汽调集了大批干部，有的安排在一汽担任实习职务，进行“实战演习”；有的被送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或汽车学校进行业务学习和技术培训。

筹备组开始组织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在武汉水果湖一带选厂址。后来，有位苏联专家认为，武汉有座长江大桥，打起仗来，原子弹投偏一点，就落到了汽车制造厂，很不安全。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这一意见，决定把二汽建在四川成都一带。

1956年，全国“反冒进”，资金紧缺，汽油紧张。加之苏联不愿再背“包袱”，撒手而去，二汽被迫下马。

1959年，大跃进高潮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掀起。在这种形势下，建设二汽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有人提议，在毛主席的家乡建一个“毛泽东汽车制造厂”。由一汽党委副书记方劼挂帅，到湖南考察厂址。后来，孟少农、陈祖涛都曾去湖南选厂址，但未能找到合适的地点。

1960年，中国经济困难日趋严重，内债外债，雪上加霜，二汽再次下马了。

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一场严酷的考验。中国人民没有被困难压倒！没有向外人低头！

1964年底，饶斌在与郭力、孟少农、胡亮、陈祖涛等同志讨论二汽的建厂方案时，一致认为，应该向汽车工业发达国家学习，搞专业化生产。总结一汽建设的成功经验，立足国内先进技术，敢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提出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技术力量，自行设计、自力更生建设一个专业化、系列化的现代汽车制造厂，生产1吨至8吨汽车，年产10万辆，将来还可翻一番，远景规划达到20万辆的发展思路和构想。

具体方法是“聚宝”。“聚”全国机械汽车行业之“宝”， 用“老厂包建新厂”的办法，进行设计和建设，这个建厂思路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1966年4月16日，中汽公司发出通知，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中型载重汽车生产基地（即二汽）建设委员会，饶斌任主任。

饶斌是个勤于思考、勤政务实的人。此时，他肩上的担子可不轻。他不仅要思虑二汽的建设方略，还要四处奔忙，考察选址。

第二汽车制造厂的选址，是在当时要“准备打仗”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只有选择偏僻、隐蔽性强的地方才可靠。但一个年产10万辆的汽车制造厂，必须交通便利，有铁路、公路、水路才行，否则，造汽车的原材料运不进来，造出的汽车也运不出去。

经过多方面的考察、论证，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址最终选在鄂西北地区的十堰。

1966年6月6日，一机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中型载重汽车生产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方案的报告》中对选址问题的表述是：“我们曾在四川、贵州、湘西、鄂西、陕南地区的20多个县，勘察选择和反复比较，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和铁路修建计划，二汽厂址选在鄂西北郧县的十堰到陕西的旬阳一带，第三个五年计划内主要在郧县地区建设。所选地区，长85公里，宽30公里，山最高处海拔一千米左右，位于汉水以南，武当山北缘。东距老河口130多公里，西距安康200多公里，厂房拟建在40多条高差150米左右的山沟中，能很好地隐蔽。即将建设的川豫铁路由此通过，水陆交通比较方便。以上厂址已经国家建委审查同意。”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二汽筹备工作分为五个战场：第一战场在长春，那里负责包建，提供人才；第二战场以南京为中心，负责产品设计、试制；第三战场是上海，搞“四新”和包建；第四战场是武汉地区的附配件；第五战场就是建设基地十堰。

饶斌虽是身高一米八几的刚强汉子，但他也是血肉之躯的常人。超强度的工作负荷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瘦多了，苍老多了；可他伟岸的身材依然挺拔，依然笑声朗朗。在均县老营的二汽建设临时基地，他和大家一样吃食堂，睡通铺。

老营虽处荒山野岭，可那儿有一座皇帝的行宫，据说是明朝万历皇帝上武当山朝拜时兴建的。皇帝从山上下来，就在这儿歇脚，和嫔妃们欢娱。行宫分正宫、东宫、西宫，有四个高高的龟驮碑，还有皇帝、皇后吃水的龙井、凤井。当地百姓说，闯王李自成也在这里驻扎过。

老营属武当山风景区，爬上好汉坡，武当山巍巍七十二峰就悠然映入眼帘。映山红漫山开放，美如朝霞；宫门外流水潺潺，小鸟鸣唱；山坡上果木成林，桃李芬芳，似世外桃源。这里的一切，让刚从城市来到大山沟的二汽建设者们感到新鲜，感觉苦中有乐。

1966年10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成立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临时党委的决定，饶斌任临时党委书记。

10月16日上午，二汽临时党委召开第一次会议，饶斌在会上重点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对建设二汽的认识。争取时间，把内地建设成打不垮、炸不烂的后方基地，这是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壮举，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第二，建设二汽的总方针和总目标。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打破洋框框，向大庆学习，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第三，用革命化的方法建设二汽。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厂。

1967年2月，一机部批复二汽正式定址十堰。二汽筹备处也从老营搬到了十堰。十堰的老乡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咱山沟里将飞出金凤凰，十堰要建设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老营会议后，饶斌为做好工厂设计前的准备工作，把筹备处的同志分成几大摊子，兵分几路，奔赴各条山沟，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

大家士气十足，像红军当年长征那样，背着行李，挑着铁锅，带着粮食及油盐住进老乡的牛棚、农舍。山沟里的房子不多，四五个人挤在一间破旧的小土房里，屋里除门之外，墙上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白天都是黑乎乎的。加之老乡长年烧柴火，进屋就有一股柴草烟熏味。

白天，翻山越岭察看地形，丈量土地；晚上，调查了解当地的气候、民风和农民生产生活情况。草图，绘了一张又一张；调查报告，修改了一次又一次。十堰的山山岭岭，布满了他们辛勤的脚印，武当汉水，记下了创业者无私无畏的豪迈情怀。

鄂西北山区的冬天格外寒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夜晚盖两床被子还冷。没有水用，自己动手拉着板车油桶去河里取。紧张时，每人早晨只能用一杯水，半杯刷牙，半杯湿巾洗脸。吃不上蔬菜，就吃盐水泡馍。不分职务高低，大家吃住在一起。他们以苦为乐，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为二汽建设，肝脑涂地，不遗余力！

饶斌从心里感激这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有这支队伍，他的底气更足,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他都不怕！

十堰是个穷山沟，人烟稀少，交通闭塞。据说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进攻鄂西北，打到了老河口都没敢进到这儿来。

寒冬腊月，老乡的屋檐上结着两尺多长的冰凌。城里来的职工，穿着毛衣棉大衣都冻得直磕牙，而老乡们只穿两条单裤，裹着一件空心棉袄，光脚踢踏着鞋，在寒风中缩着脖子瑟瑟发抖。

饶斌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向干部职工一再强调：“老乡的生活很贫苦，我们一定要执行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千万不能拿老乡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努力建成二汽，让老乡们过上好日子。”

职工们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加快建设好二汽，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为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做出贡献。

文革刚开始时，对十堰的冲击并不大，但还是经常有一些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进山里。某某被揪斗，某某被打倒等等。饶斌顶着空前的压力，殚精竭虑筹划着二汽的未来。

1967年4月1日，十堰大炉子沟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工典礼大会”的大红横幅格外醒目。在脚手架搭起的主席台上，饶斌主持会议并庄严宣布：“二汽建设破土动工了！”一机部汽车局负责人江泽民同志专程到会致辞祝贺，郧阳军分区、郧阳地区、郧县领导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典礼过后，郧阳地区文工团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二汽总算是破土动工了，102系统的施工队伍已达2000余人，他们先后投入了紧张的施工战斗。可造反派对饶斌的批斗也在不断升级，造反派夺了饶斌的“革命”权，让他继续抓生产。他又一次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看不到上级文件，听不到上级的指示精神，他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了。

二汽军代表刘景修很清楚，二汽建设需要饶斌，离不开饶斌，便想方设法保护他。看到年过半百的饶斌老在大食堂吃饭，生活太清苦，刘景修常把饶斌请到自己家，炒个素菜，下碗面条，有时也买点肉打打牙祭，两人边吃边唠工作，谈得很默契。

二汽要开工，产品是关键。产品设计定型，先生产什么，后生产什么，直接影响到工厂设计、工艺设计和设备设计。

为了设计制造好第一代军用越野车，饶斌要求设计人员深入炮兵部队体验生活，和战士们一起参加军事演习，以取得军用越野车要求的第一手资料。设计图纸完成后，又要求设计人员带上图纸和工人师傅一起制造样车。这样大大拓宽了设计人员的视野，工艺知识和设计水平也随之提高。许多同志回忆起自己设计生涯中的这段黄金时代，至今念念不忘，深感荣幸。

饶斌是个冷静沉稳，不太喜形于色的人。然而，当由南京研究开发出的两吨半军用越野车开到老营产品会议现场时，饶斌情不自禁，像欣赏自己的孩子一样围着样车转了一圈又一圈。他摸着车门动情地说：“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代产品啊！”

看来看去，他满意而不满足。样车是试制出来了，但与自己日夜思虑的“第一流”还是差距不小。他再次向工程技术人员提出要求：要有信心，不断改进，一定要制造出真正一流的产品！

1967年5月，为了先上什么车型，发动机先上哪种型号，产品试制中还有哪些问题，饶斌亲自到设备制造厂筹备组蹲点。他和那里的负责人何万钟、夏治涛住在一间活动房子里，吃的是河沟里的水，点的是煤油灯。他们起早贪黑，一边搞社会调查，一边搞工厂规划设计。跑了一天，一身臭汗，没地方洗澡，只好到河沟里擦擦。一天晚上，他们又到河沟洗漱，因河边很滑，饶斌的一只脚一下滑进了河里，随行的同事赶紧把他拉上来。遥望满天的星斗，饶斌感慨地说：“等二汽建成了，就不会有人到河沟里洗脸刷牙了，夜晚的山沟也一定会灯火辉煌！”

日子挺艰苦，心里感觉甜。饶斌给妻子张矛去信，谈一些有趣的事，讲他白天忙晕了，晚上回到宿舍，习惯地在门口摸电灯开关，摸着摸着，不禁哑然失笑：这里哪有电灯啊？他谈十堰山沟的生活像回到抗战时期一样，苦中有乐。那种亲切感，感觉像在交城山里。张矛明白这里的意思，他们夫妻是在交城结婚的，那是他们一生最甜蜜、最难以忘怀的地方。

6月29日，十堰市政府的前身十堰新区办事处成立。这使地方工作与二汽建设有了密切配合。

为支援二汽建设，湖北省政府将武汉一些技校、财校的学生招到二汽工作。可这些天真、单纯的青年人，在当时“造反有理”的影响下，一些不理智行为却给二汽添了乱。

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全国各地“造反有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些都给当时的二汽建设形成极大的阻力。

盛夏8月，骄阳似火。为加快二汽建设的步伐，饶斌风尘仆仆赶往北京、上海等地了解设备制作情况。在北京的大街上，饶斌被长春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团团围住，他们硬要把饶斌带回长春批斗。饶斌说：“如果没有上级的批准，我不能去。”那帮人就把饶斌带到汽车局，并强迫汽车局批准揪斗饶斌。在办理手续时，饶斌机智脱身，回家急忙给汽车局负责人江泽民打电话。江泽民焦急而又关切地说：“你赶快回十堰基地吧，千万不要让他们抓到长春，这里有我顶住。你的岗位应该在基地。”饶斌一听，感激万分。到底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同志，关键时刻顶住了压力，为自己解了危，也为新生的二汽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回到十堰，虽然开展工作难度很大，但他还是全力以赴地抓生产。十堰的造反组织为了表示“革命”，也争着揪斗“走资派”、“当权派”。因为饶斌是行政八级的省部级干部，当时就成了造反派“斗争”的目标。饶斌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在饶斌“靠边站”的日子里，妻子张矛一直默默地支持他。她常给饶斌来信，从北京捎来奶粉、肉松、油茶之类的营养品；鼓励他、支持他度过难关，坚持下去。

8月底，国家计委、建委向一机部、湖北省军管会发出通知，指出二汽是配合军工任务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已列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7年国家计划，明年要继续施工，请一机部抓紧各项建设工作，请各有关部门大力协助二汽建设。一机部接通知后，认为目前工作很难进行，就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对二汽实行军管。二汽建设在极度混乱中又停顿下来。

12月，在长春召开的二汽成套设备订货会上，饶斌分析机床行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时指出：汽车行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汽车工业的水平如何，反映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苏联人帮助我们建了一汽，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二汽。二汽有100多条生产流水线，设备的设计制造要高于一汽的水平。机床行业应该坚持走自力更生的发展之路，为二汽设计制造出技术最先进、质量最优良的设备。

台下顿时议论纷纷：提高我国机械工业和机床行业的水平，实现机床产品的升级换代责无旁贷。饶斌的报告，大大激发了与会者的爱国热情，以及为祖国的汽车工业大打翻身仗多做贡献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会上，各厂家以能承接二汽的设备制造任务为荣，二汽提出新设计试制自动线128条，当场就确定了107条。单机制造399项基本落实。二汽成套设备制造任务90%已确定。

这个结果应该在情理之中，但饶斌还是喜出望外。因为当时是文革时期，一切问题都是不能以常理来衡量的。

会议期间，一汽的造反派不断来揪斗从一汽调到二汽的领导干部。好在饶斌在一汽当厂长时，虽然官至吉林省委委员，但他为人坦诚，作风谦和，工作扎实，大家对他的印象不错。因此，文革开始时，很少有他的大字报。所以他到长春后，还能抽空去看老同事、老朋友。

面对昔日的朋友，一个个被“打翻在地”，甚至“踏上一只脚”，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饶斌也是心存疑虑，困惑不解。然而，他还是从困惑中挣扎出来，一心扑在二汽建设上。他号召大家说：二汽是个聚宝盆，应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汽车工业的先进水平！

建厂伊始，千头万绪，特别是产品尚未定型。饶斌不顾血压升高，坚持抱病和支德瑜、王汝湜、张明忠等赶赴南京现场察看产品的试制情况。随后，又去南京汤山试车队了解试车情况。当他听说V8发动机与平头车在布置上存在较大矛盾后，就立即委托支德瑜去找汽车工业公司孟少农总工程师请教，请孟总务必解决这道难题。如果V8发动机实在不能用，就先上直列六缸机。而后，他又匆匆赶回湖北。

二汽建设工程在艰难地进行着。按照国家计划要求，二汽1967年开工，汽车产品根据“以军为主，军民结合”的原则，确定为年产“十万规模，分期建设”，“先六后四”（第一期工程安排两个系列6万辆：两吨半越野车2.5万辆，同系列民用车3.5万辆；第二期工程两个系列4万辆：三吨半越野车2万辆，同系列载重车2万辆），将来根据国家需要，再发展一些变形品种。

1967年元旦，本是一年一度家人团聚的快乐日子。可饶斌开始挨斗了，妻子也被批判。他没有时间难过，一边应对造反派，一边竭尽全力为二汽建设操劳。

1968年3月，在造反组织的强烈要求下，饶斌由史、杨二人押送去长春接受批斗。3月13日早晨，三人离开基地到武汉。武汉二汽办事处的群众，怕饶斌去长春后回不来，影响二汽生产，就借口要批斗饶斌，明批暗保把他扣留起来。后通过多方交涉，还是去了长春。

长春的造反派对饶斌进行了非人折磨，刑讯逼供，惨无人道。然而，饶斌心中还是想着二汽建设，他说过：“不建成二汽死不瞑目！”

他忍受着心灵的伤痛，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一边受审查，一边抓工作。他在长春接受批斗期间，仍解决了二汽建设的许多难题：如热处理的集中和分散问题；水箱、刹车的体制问题；武汉如何搞中间生产；一汽、上海包建工作情况；储运规划和仓库机械化问题；一汽工厂设计处调给二汽的干部问题；加快出产品图纸，一汽生产两台新越野车等问题。

针对当时各群众组织对二汽厂址问题的争议，一机部军管会11月21日通知二汽革委会，11月19日22点30分国家建委军管会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二汽厂址可以确定在湖北郧县地区进行建设。

毛主席在9月份视察湖北时说：“康世恩、饶斌都是有专长的人，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让他们出来工作。”二汽革委会立即向一汽革委会发出电报，要求饶斌及时回十堰工作。但因饶斌伤势较重，12月初才同专案组回到十堰基地，路过北京时，他都没能回家看妻儿一眼。

1969年1月，在郧阳军分区礼堂召开了由武汉军区主持，国务院有关部委、包建厂等106个单位、305人的会议。这个会议和老营会议一样，将成为二汽建设的里程碑。它使动荡已久的二汽布局确定了下来，重新燃起了二汽建设者的爱国热情。

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的一席话，更是让饶斌心绪难平。周子健说：“我国每年要拿30亿元进口汽车，这对一机部、对我们汽车工人是不大光彩的。我们现在有炮没车拉，国家和部队都需要汽车。毛主席和周总理极为重视二汽建设，我们要努力啊！”

二汽建设，时不我待，任重道远。饶斌又在心里给自己暗暗鼓劲。

历经波折，柳暗花明。经武汉军区“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决定，二汽对外称红卫厂，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对外称红卫厂总指挥部。二汽所属各专业厂分别启用代号：通用铸锻厂为5720，设备修造厂为5721，设备制造厂为5722，刃量具厂为5723，动力厂为5724，冲模厂为5725，车身厂为5740，车架厂为5741，车轮车为5742，总装厂为5743，车箱厂为5744，底盘零件厂为5745，钢板弹簧厂为5746，木材加工厂为5747，铸造一厂为5748，发动机厂为5749，铸造二厂为5750，车桥厂为5751，锻造厂5752，传动轴厂为5754，变速箱厂为5759，水箱厂为5760，标准件厂5761，化油器厂为5762，仪表厂为5763，轴瓦厂为5764。

为了搞好建厂时期的宣传鼓动工作，3月20日红卫厂总指挥部决定，创刊《红卫战报》。

4月18日是个令人振奋的日子。这一天，经过二汽临时产品组设计人员的不懈努力，在一汽的大力协助下，第一辆两吨半军用越野车样车试制出来了!

为加速生产准备工作，5721厂在厂房尚未建成的情况下，因陋就简，在芦席棚搭起的车间内，进行临时生产。

二汽建设出现喜人的新局面，走向新的阶段。每天从光化、丹江、邓湾码头，经公路、水路进山的人员、设备、器材、川流不息，源源不断。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水陆并进，汇集十堰。华中勘察大队、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等单位的援建人员，住在河滩上的临时招待所里；从大庆、包头、北京调来的施工大军，住在临时搭起的芦席棚内。寂静的山沟，顿时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此时，饶斌作为准备“解放”的干部，正在湖北省革委会组织的学习班“提高认识”。每当有人谈起二汽建设的情景，他愁倦的脸上，马上云开雾散，露出喜悦的神色。

“飞架丹东线”，二汽建设的奇迹！4月22日开始，一支20来人的施工队伍，要从丹江到十堰架设一条长170华里，由270座铁塔组成的，11万伏的高压输电线。按常规，这支队伍要干三年。但这支队伍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依靠沿途300个生产队，只用10天就把4640吨石料备齐，将分布在数十座山头上的270个铁塔基坑挖好。他们按照武当山“金顶”上山的搬运方法，一面人抬肩扛，一面巧用“地拱牛”的土方法，硬是把270座重达10多吨，高51米；最小1吨左右，高10几米的铁塔，在17天内扛拉上山。59天就竖起了270座铁塔。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把60吨重的变压器，从山外运到山里。安装工人日夜奋战，18天就安装完毕。4月29日，也就是两个月零7天时间，丹东线成功通电，11万伏高压电流输送到二汽，工地顿时灯火辉煌。饶斌听到这些动人的事迹，恨不得马上回到山里。

6月，饶斌从学习班一毕业，就启程回到了他渴望已久的二汽建设基地十堰。到总指挥部报到后，立即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深有感触，在“文革”这种非常时期，除依靠军代表外，任何人都无法有神威调动这么多力量，去齐心协力干成一件事。他这时对名利得失已不在乎，只要二汽建设不停顿，只要能投身于热火朝天建设之中，他就高兴，就心满意足了。

7月，一机部在北京召开计划工作会，除通知熊心乐总指挥长和刘景修副主任参加外，还指定饶斌参加。细心的刘景修体谅饶斌一年多未与家人团聚，就给干校的张矛发电报，要她回家与饶斌商量儿子们中学毕业的安置问题。

这对分别一年多的患难夫妻又见面了，泪眼朦胧的张矛望着饶斌百感交集。饶斌受审，不但她，连孩子们都受到了牵连。大儿子饶达，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因受父亲株连，曾在北汽群众大会上被“架飞机”（头朝地，双手被两人扭举在背后）陪斗“当权派”，让他干最累的活，并且每天要写一份深刻检查。二儿子饶凯在农机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糸毕业后，分配到沈阳拖拉机制造厂的铸造车间劳动，接受“再教育”。女儿谈的朋友也“吹”了。三儿子饶钢，本已被军事艺术学院录取，后来又宣布撤销。四儿饶延风，在山西太原黄陵公社插队，想去参军。小五饶强初中刚毕业，想到二汽当工人。一直忙于工作的饶斌，忽然感觉自己对家庭、对孩子们照顾实在太少，欠他们的太多。做为父亲，对孩子他也是有责任的啊！

根据中央“父母在三线，携带子女，予以支持”的规定，会议结束后，饶斌把饶钢、饶强带到了二汽建设基地十堰。

儿子进山后，恰逢海军到十堰征兵，三儿饶钢12月应征入伍，上了驱逐舰。四儿饶延风也在军代表的帮助下，12月底到河南某部当兵。小五饶强也如愿以偿，当上了二汽冲模厂的工人。

中苏边境发生冲突后，“战备”更加紧迫。中央要求加速二汽建设。

9月23日，第一辆EQ140民用载重车在一汽试制出来。

二汽建设现场，从9月开始已进行大规模施工。除北京建设三公司外，在内蒙的中建八局，在大庆的建筑五团，都奉命前来援建二汽。光建筑、安装队伍，就编了十个建筑工程团。

当时施工任务十分紧张，10月份，许多建筑材料堆在邓湾码头，因交通运输困难，无法运进十堰。而工地停工待料的报告，却接连不断地送到总指挥部。一切迫在眉睫。饶斌想，二汽人能创造“飞架丹东线”的奇迹，难道就不能把材料从邓湾运回来？于是就向军代表建议，号召机关干部和施工队伍用板车到邓湾码头抢运钢材。

这一号召得到了机关干部和工人们的热烈响应。不到两小时，拉着成百部板车的队伍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六堰通往邓湾的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饶斌身先士卒，带着两个儿子和大家一道，陶醉在群情激奋、歌声高扬的人流中。路边也挤满了人，家属和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地欢送拉钢材的队伍，就像当年人民群众送子弟兵上前线。

从张湾到邓湾码头往返120里路程，运输队伍下午5时出发，午夜12点左右，从邓湾返回。20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摆长龙似的，长达两里多地，场景十分壮观。

去时是空车，人们走得很轻快，半夜返回时，拉的是五六百公斤重的钢材，加上又累又饿，前进的速度缓慢了下来。指挥部的四辆板车组成一个战斗组，五六个人拉一辆板车，每辆板车装载500公斤钢材。因平时很少干体力活，个个拉得满头大汗，十分吃力。饶斌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又患有胃病，但他忍着腰酸背痛，一直带着儿子和大家战斗在一起。有些人肩膀被绳索磨破了，汗一浸，火辣辣的疼。有的脚上打起了血泡，踩在地上像针扎般难受。休息时，饶斌就给大家讲故事，为大家解乏鼓劲。一路上谁都没叫苦，并且喊着高亢的劳动号子。

山区道路崎岖，一会儿下坡，一会儿拐弯，一不小心，人和板车就会一起翻到山下，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前后相互照应着，小心翼翼地前进，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才返回到东风轮胎厂。这时，已有很多人前来接力。饶斌累得精疲力尽，实在走不动了，这才坐上黎明副政委派来的汽车返回张湾。

这次突击抢运回钢材50多吨，及时缓解了施工现场浇灌混凝土的燃眉之急，使二汽建设幸免了因待料而停工。

二汽建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山沟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欣喜地看到，一座崭新的现代汽车城已显雏形。

12月1日，湖北省决定撤消“郧阳十堰办事处”，成立十堰市（县级市），归郧阳地区领导。

12月30日，第一辆三吨半军用越野车也在一汽试制出来。这是二汽产品组在一汽的大力支持下喜获的又一成果。

二汽的建设者们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发誓“不建好二汽死不瞑目”的饶斌更是喜泪盈眶。虽然文革身处逆境，受尽委屈折磨，可他心里想的还是二汽建设。哪怕从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厂长突然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计划员，他还是无怨无悔地为二汽建设献计献策，昼夜操劳。因为二汽的建设和发展时刻牵动着他的心。

饶斌是豁达的，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来面对坎坷、曲折和艰难。当整党小组通过了他第一批恢复党组织生活，并给予热情鼓励后，他兴奋得彻夜难眠。他决心不断改造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做一个既懂政治又精通业务的好干部。

1970年3月20日，张湾会场锣鼓喧天，枪炮齐鸣。二汽在这里召开万人祝捷大会，庆祝二汽装出第一辆越野车，和红卫5723厂奋战31天造出第一支半自动步枪，红卫5721厂奋战100多天造出第一门五七高炮。会场上，人们屏住呼吸，观看第一辆越野车拖着高炮，在二汽第一招待所的后山上，进行30度陡坡的爬坡表演。

一米，两米……拖着高炮的越野车在山坡上艰难而又坚强地前进着，大家看着车和高炮悬在山坡中的情景，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担心它从山坡上倒滑下来。正当胆小的人闭起眼睛的刹那间，人们“啊”地欢呼起来，越野车爬上了山顶。

自己造的越野车，能拖着大炮爬上30度的陡坡，当时二汽人无不为之骄傲。后来形成一个惯例，只要上面有领导来二汽视察，就在这儿看越野车爬坡表演。

在二汽建设刚刚取得初步进展的时候，饶斌等五人小组领导下的设计方案，在文革“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思想毒害下又受到批判。饶斌承担着“贪大求全”、“崇洋媚外”的压力，坚持“要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建世界水平的汽车厂”。当他听说“质量第一”也要批判时，就不顾一切地跑到总指挥部办公室，郑重地对秘书们说“‘质量第一’是毛主席批示过的，不能乱批。”

饶斌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锤炼，在敌人的炮火中出生入死，毫不动摇。他是个刚强铁汉，但他也是凡人。在“壮志未酬”、“蒙冤受屈”时也有过苦恼。他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检查，批判自己搞“一长制”、“专家路线”、“技术第一”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但他坚持认为，取消质量检查员是对质量不负责任，更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设计中不计算技术经济指标是不对的。这些苦恼，他又怕是自己个人主义在头脑中作怪，又要进行一番心灵深处的“斗私批修”。

苦恼归苦恼，饶斌心中还是对二汽建设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一大批工人、干部从一汽陆续调到二汽来；武汉市第一医院400多人也全部迁往二汽；全国大专院校的学生，上海、武汉的技校学生也纷纷前来支援二汽。山沟里本来物资供应紧张，一下子涌进这么多人，不说肉食，就是蔬菜供应都成问题。饶斌指挥生产的同时，还要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为改善生活，他们派人到周边县、镇去组织年货。这一年的最后一天，生产指挥组领到了38斤猪肉，切成小块一分，每户刚好四两，算是过年。

这个年对饶斌来说是温馨的，因为妻子张矛在齐抗、刘景修的帮助下，已于11月15日调到了二汽。一家三口，挤在一间13平方米的小屋里，也算其乐融融。

生活环境艰苦，饶斌和所有二汽建设者一样，以苦为乐，不在话下。但对上面要求出“政治车”，饶斌有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二汽在不具备出车的条件下硬要出车，其实是推迟出车，并且是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但军代表们态度十分坚决，谁反对出“政治车”，谁就是“右倾保守”。湖北军区首长也提出：中苏边境苏军陈兵70个师，1000多架飞机，10000多辆坦克，形势逼人，一定要因陋就简早出车！出不出车，是对战争、对祖国、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军令如山”，谁也无法阻挠。饶斌只好安排国庆节前拼装出20辆“政治车”，开赴武汉参加国庆游行。为了怕车子在主席台前“抛锚”，事先就组织了200名小伙子，站在主席台两旁，以防车子熄火好推出去。那天车过主席台，还好没熄火；可到长江大桥头，它们就不争气“趴窝”了。本来这批2.5吨越野车简称25Y，后来群众戏称它是“二五歪”。自己造的车质量不好，二汽人感到很不光彩。

1971年初，饶斌已经是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他日夜深入基层，落实项目，解决问题。他深入细微的工作作风，使大家备受教育和鼓舞，很快又掀起了新的建设热潮。

5月份，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设计革命”会议，饶斌作为特邀代表，会上要他介绍设计革命的经验。饶斌思前想后，不知该说什么。如果直抒己见，又会引火烧身；若违心发言，将后患无穷。苦闷之中，还没到北京，他就在武汉病倒了。

他那时刚被湖北省革委会任命为二汽革委会副主任，他一心只想为二汽建设尽心尽力，不想再出岔子。

为抓好生产准备工作，七八月天最热的时候，饶斌到发动机厂蹲点。他从总指挥部和三分部抽调夏治涛、俞云焕、陈纫秋等组成工作组，住在发动机厂简易的招待所里。白天深入车间了解情况，晚上集中分析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法。饶斌要求干部在工作中要扎实，遇事心中有数。当他问起发动机厂综合组长毛德犹（后任发动机厂厂长）有关发动机的构造、性能时，毛都准确地回答出来，饶斌高兴地大声说：“很好，100分！”他对发动机厂的经验是肯定的，赞扬发动机厂的经验起了促能力、促建设、促进度、促练兵的作用。

1972年，中央“汽车质量会议”后，二汽总指挥部3月份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检查、分析二汽建设中的路线、方针和经验、教训问题。

在会上，饶斌就如何搞好生产准备问题作了发言：“生产准备工作要以调试为中心，保质量、上能力、打基础。今年要以生产调试为中心，逐步形成生产能力，打好生产的基础。”

为调动新工人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党委号召广大职工学文化、学技术，培养一支能打硬仗的产业工人队伍。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为测试工人的业务知识和技术水平，在底盘零件厂悬挂车间，教育组进行了一次知识测验，参加人数88人，只收回30张试卷，有的还是零分。这种结果在“知识无用”的年代并不奇怪，但二汽建设急需有用之材。各级党委抓住这个问题，大力宣传学知识、学技术、开展岗位练兵的重要性，把问题明摆在大家面前。

必须在调试中练兵，提高技能。否则，机床调试好了，工人还是操作不了。二汽怎么出车？

当时，车桥厂前桥车间为调试好一台机床，就把零件、工艺要求、检查方法、使用工装、机床调整部位、方法等详细教给定机操作人员。这种技术教育，融汇原来讲过的识图、公差、构造、金属切削、工艺、机电等方面的基础知识，简明扼要，好学易懂，调试成了最好的课堂。

二汽建设备受关注，国务院要求湖北省抓紧二汽建设工作，中央也很关心二汽建设，6月份国家建委和一机部组织工作组，对二汽的工程质量进行认真仔细的调查研究和全面检查。在24个专业厂，210个车间中，查出土建质量问题六大类，安装问题七大类，这些问题当即整改，在7月份就处理80%。

6月16日，湖北省委任命饶斌为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在他的建议下，二汽7月份正式成立了产品设计处，王汝湜任处长。

为提高二汽的管理水平，7月间，世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受湖北省革委会委托，前来二汽传授科学技术管理中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同来的还有叶剑英元帅的长子叶选平。这次授课成效甚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很重视，从此拉开了二汽科学管理的序幕。

饶斌本是个闲不住的人，可繁忙的10月他躺下了。由于操劳过度，他高血压突发，医生认为是脑血管问题，并强令休息治疗。大家此时都在关心饶斌的健康，因为二汽建设离不开这位汽车战线的老兵。

为治病，从武汉辗转到南京，可饶斌的心还在十堰。到南京的第五天，他就接到“速回二汽”的电报。12月4日匆匆赶回十堰，方知军管要撤消，军代表不再兼职。湖北省委内定饶斌为二汽革委会主任、党委第一书记。随后，湖北省委决定，成立中共第二汽车制造厂临时委员会。第一书记饶斌，第二书记白洛，书记刘景修，副书记王进仁、张庆梓、李子政、刘华斋、李东波。

新的领导班子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决心在饶斌的带领下，团结奋战，克服困难，1973年使二汽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尽快建成投产。

饶斌是个凝聚力极强的人，他的人格魅力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临时党委刚成立，他就找政治部主要负责人谈“落实政策”问题。他一再强调，二汽建设需要很多人才，要尽快给老干部、技术人员、老工人落实政策，让他们返回生产第一线。

通过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安排了干部的工作，发挥了技术人员的专长，使一些冤、假、错案得以平反。这些同志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建设二汽有使不完的劲，给二汽建设增添了一股重要力量。

二汽建厂初期，青年工人占一半以上。除招来的青工和技校学生外，因二汽当时很艰苦，来二汽不用上山下乡，因此，许多城市青年投亲靠友来到了二汽。他们在艰苦的二汽建设中，乐于吃苦，冲锋陷阵，留下了自己美好的青春脚印，创造了不朽的业绩。

根据中央的要求，各级党委筹备召开团代会和建立团委。1973年4月22日，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次共青团代表大会在郧阳地区礼堂开幕。与会代表1000余人，二汽党委第二书记白洛致开幕词，车桥厂团委书记王兆国代表二汽团委作了《为培养和造就又红又专的汽车工人新一代而奋斗》的报告，并当选为团委书记。在25日的闭幕式上，饶斌热情洋溢地赞扬了共青团组织在二汽建设中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鼓励团员青年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二汽建设关系到国计民生，它的每个环节，每个步骤都牵动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心。从土建质量，到设备安装，都来不得半点马虎。

5月3日，十堰下了场大暴雨，二汽的厂房都建在山沟里，一下子就有50多个车间进水。饶斌闻讯，心急如焚。他召集大家研究后马上下达指令：立即与工程局共同组成防洪领导小组，查清进水原因，组织防洪突击队，防止再度进水。对每个车间的进水情况作好记录，提出解决措施，发动群众检修设备，争取尽快恢复生产。

二汽建设是在边设计、边基建的情况下进行的，加上形势的特殊，因此在各方面都具有不稳定性。从选厂址，到定产量，从投资数额，到设备的台数，总在不断调整。直到7月2日，一机部再次向国家建委报送的《请审批第二汽车制造厂初步设计的报告》中，将投资总额调整为13亿元，工艺装备调整为20877台，建筑面积调整为211万平方米，职工总数核定为52400人。国家建委7月12日回复同意，二汽建设方案这才最后定下来。

与此同时，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二汽领导班子年龄偏大，不符合“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二汽党委立刻作出“关于培养、选拔年轻优秀干部的决定”，并选举二汽团委书记王兆国为党委常委，增补团委副书记左红妹、发动机厂团委书记叶焱章、“十大”代表黄林海为党委委员。

新班子增加了新鲜血液，士气更旺，朝气蓬勃。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施工建设中的许多质量隐患，成为影响二汽建设的一个严峻事实。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这对二汽建设来说，应是必须遵循的方针。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由于片面强调“政治第一”，不尊重科学，种下了酸涩的苦果。土建和安装质量问题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本着节约闹革命精神筑建的干打垒车间，墙体不是开裂，就是歪斜；总装车间做试验时，还没满负荷，屋架就下降了两厘米；发动机厂曲轴、连杆车间，天车空转都晃动得厉害；众多质量隐患，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如果返工，工作量巨大，要花很多资金，实在令人痛心；如不及时采取措施，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饶斌在党委扩大会上，沉痛地强调他个人负有责任，认为自己没有当好参谋，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未能坚持原则，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其他领导也触动很大，作了深刻检查。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相应制定出质量整改方案和措施。

饶斌在大会总结报告中指出：“第一，要集中优势兵力，清除薄弱环节，确保今年建成两吨半越野车生产基地。第二，要狠抓质量攻关，加速攻关调试，进一步搞好今年小批试生产准备工作；把产品质量攻关，放在攻关调试工作的首位切实抓好。第三，关心群众生活，努力做好生活服务和支农工作。”这次大会，顺了气，鼓了劲。

饶斌是务实的，针对二汽基本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党委研究试生产任务时，将原定试生产300辆任务调减至50辆。他的理由很充分，当前出车试生产的目的是促攻关，促调试，促能力形成。出车数量大了，对攻关调试不利。试生产50辆车，是要实现37个项目的改进，我们要争取明年实现全部改进项目。这样，以后出的车就可正式交给军队使用。

质量隐患的整改，各专业厂、各有关部门都在全力以赴一一解决。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是湖北省无力解决的。如生产用原材料和建筑材料，本应由地方供应的机电产品等，省里都表示无能为力，至于资金、设备等问题更是免谈。而这些问题不迅速解决，二汽就无法实现按期投产的目标。

饶斌此时束手无策，只好向一机部汇报，请求上级的支持。

7月4日，饶斌向一机部汇报，7月19日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及国家各部委领导作汇报。国务院一直很重视二汽建设问题，李先念副总理详细询问了二汽的建设情况，并作重要指示。各位部长也纷纷提问，饶斌都一一如实作答。会后，一机部和国家计委、建委商定认为，解决二汽的问题，需要召开范围较大的会议。

8月3日上午，在国家计委，余秋里又召集袁宝华、周子健等领导，和饶斌、白洛一起研究二汽现场领导问题。下午，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位副总理和国家计委负责人余秋里接见了座谈会全体人员。几位副总理对二汽的建设质量、防洪措施、工厂布局、配套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赞扬了二汽的艰苦创业精神，鼓励二汽的同志担起重任，克服困难，努力工作。

在京汇报工作的20多天里，饶斌抓住机会，利用空隙，找有关部门协商解决了一批实际问题。如解决二汽15000名复员军人的家庭生活困难、老工人及家属的户口问题。二汽建设急需的钢管、水泥、镀锌瓦楞铁等材料，国家计委答应限期运到现场。基层无法解决的问题，国务院都给解决了。对已离开现场的施工设计单位，规定一律于8月中旬返回二汽复查项目，共同研究处理质量问题并完成增补项目的设计。一机部设计总院、第一设计院和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等均答应派人支援二汽工厂设计处，对总体设计方案进行全面的审核。防洪护坡、工厂道路维修等问题在国家建委的支持下也得到了落实。

中央和各级领导对二汽建设的关心和支持，更使饶斌明白了二汽在国人心中的分量。身为二汽首领，他深知责任重大。

饶斌在回厂途中就同省委领导、十堰市、工程局的同志商定，8月14日召开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上级精神。那天到会的1000多人中，除二汽所属单位的干部、工人代表外，十堰市、省建一局、参加二汽建设的民兵团、以及郧阳地委、郧阳军分区的领导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气氛异常热烈，22位发言的同志，个个情绪激昂，都表示要群策群力，尽快把二汽建设搞上去！

饶斌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在会上发出号召：“二汽是毛主席建设大三线战略决策中的重大项目，对我们二汽人寄予莫大希望，国务院领导也希望二汽搞好，等待我们的好消息。国家把重任交给我们，相信大家不会辜负中央领导的期望。我们一定要大干苦干，让二汽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年中，饶斌殚精竭虑，千方百计寻求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虽然有国务院的“尚方宝剑”，但那只表明二汽建设、生产的重担压在他的肩上，面对如山的困难，成堆的问题，因操劳过度，“文革”中倍受摧残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12月10日下午，他突然晕倒了。

张湾医院内科陈主任诊断，这是脑血栓的前兆，不要让他入睡，最好找几个人来和他聊天谈话。于是，陈祖涛坐在他床前，讲建设一汽时自己在苏联的故事；李惠民讲一汽和二汽建设中一些有趣的事。开始他还能礼貌一笑，后来就不由自主地呼呼大睡了一天一夜。

饶斌一觉醒来，感到有点头昏脑胀。这次晕倒虽没形成血栓，但元气损伤很大，他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没有半点力气，上厕所都要扶着墙。他耐着性子躺在床上打点滴，心里想的还是二汽建设。厂里的领导也非常惦念他，每天都有人来家探视看望。他一见人就问厂里的情况，恨不得马上回到生产指挥前线。医生见他老放不下工作，就警告他说：“老厂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病治好了，你才能为二汽尽心尽力啊！”

1974年又是不寻常的一年。这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掀起。这场运动，对建设中的二汽无疑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二汽人一边“批林批孔”，一边努力建设二汽。可在这时，一些造反派又开始趁机寻衅滋事。他们乱批乱斗，闹得鸡犬不宁。

饶斌本来身体有病，一紧张血压就升高、昏迷。就在二三月间，二机电一伙人跑到饶斌住的楼旁贴大字报，要求撤换领导，解决所谓运动遗留问题。二机电是文革中派性严重的单位，他们要求恢复二机电革委会，其实质是要官要权。饶斌此时正患病昏迷，极度虚弱。他们把宣传车开到楼边，用高音喇叭拚命鼓噪，使饶斌日夜不能安宁。

为了不影响生产，二汽党委决定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更广泛地团结群众，增强凝聚力，把二汽建设顺利进行下去。

党委成员分头下去做工作，饶斌不顾血压升高，忍着欲裂的头痛，带病去找被审查对象谈心，语重心长地疏导他们。通过党委深入细致的交心谈心，效果不错。

3月20日至22日，总厂召开“批林批孔”落实政策大会，传达中央和湖北省委的精神，介绍典型经验。会议由刚从北京调来的党委书记黄正夏作总结。

黄正夏是1954年第一次由湖北省委副书记刘西尧筹建二汽时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当时被派往长春汽车学校（现吉林工业大学）学习。毕业后，二汽下马，被分配到国家科委计划局工作。文革中进入“五七”干校。从干校回京分配工作时，要求到二汽工作。被任命为二汽党委书记，列白洛之后。

文革的余毒，加上“批林批孔”运动，局势仍旧混乱。为了遏制混乱的局面，党中央4月10日发出通知，明确“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接着，又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为在1974年基本实现建成两吨半越野车的目标，二汽党委狠抓铸造一厂、铸造二厂、锻造厂、通用铸锻厂和车身厂五个重点厂的建设工作。通过把总厂的后方力量组织起来，以大会战的形式，使其加速形成生产能力，以适应全厂的建设速度。

为确保实现年度目标任务，党委还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措施：第一，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第二，发扬“争、创、干”的精神；第三，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打“歼灭战”、“速决战”；第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大搞群众运动；第五，认真改革现场领导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统一加强领导，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第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第七，关心群众生活，搞好服务工作，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饶斌心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由于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各专业厂干得热火朝天，各项工作进展很快。

12月26日，各专业厂生产线基本调整到位并生产出汽车零部件，总装线上也装出55辆崭新的越野车，参加大检阅。看着自己亲手制造的汽车，饶斌等总厂领导和职工们兴奋万分，不禁热泪盈眶。

12月30日，在十堰市和二汽合二为一的前夕，饶斌满怀喜悦带着55辆两吨半越野车向郧阳地委、郧阳军分区、十堰市委等单位报捷。

1975年1月4日，湖北省委批复同意，十堰市与二汽正式合一。统称为“十堰二汽”。

1975年，对苦苦奋战了六年仍不断有传闻二汽要下马的二汽人来说，是稳定人心、具有深刻意义的一年。

在元月3日十堰二汽现场领导小组召开的大会上，饶斌作了总结第一战役，动员第二战役的报告。并提出了第二战役的目标：全面完成工程质量返修和产品质量攻关项目的生产准备，完成关键设备的攻关，打通90%的主要生产线，保证“七一”前两吨半越野车形成生产能力。

为争分夺秒实现第二战役的胜利，十堰二汽党委研究决定，打破春节放假的常规，号召大家春节期间参加义务劳动，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党委一声号召，二汽建设者们群情激昂，积极响应。当时，有两万多人自觉自愿参加了春节义务劳动，这次义务劳动，不仅展现了二汽职工队伍的精神面貌，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还使基建安装工程的进度抢了上去，技术革新项目和汽车生产任务得以如期完成，加快了二汽建设的速度。

春节过后，批林批孔运动仍在轰轰烈烈地进行。3月29日，湖北省在武汉市召开“批林批孔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二汽76辆越野车，浩浩荡荡前去报捷，受到江城人民的热烈欢迎。会上，二汽有九个分厂及一批先进个人受到了表彰。

饶斌没有在成绩面前沾沾自喜，因为在第二战役中，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有待完成。黄龙引水工程时间紧迫，提前供水，困难不少；各专业厂在第二战役中，土建、安装、生产方面问题还多；当时的车箱厂成为第二战役的“瓶子口”，直接影响到两吨半越野车“七一”前生产能力的形成。为打开“瓶颈”，饶斌决定派常委王兆国兼任车箱厂党委第一书记，以保证第二战役任务顺利完成。

王兆国到车箱厂上任后，坚持和干部职工打成一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与干部职工一道认真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运用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方法，鼓励大家勇于克服困难，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车箱厂的生产面貌迅速改观，第二战役打了一个漂亮仗，第三战役中，又力克群英，成为二汽唯一的“大庆式企业”。

第二战役捷报频传，硕果累累。6月15日，二汽比预定计划提前半个月完成了两吨半越野车的生产能力。在向湖北省委、一机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报捷中特别说明，两吨半越野车是二汽的基本车型，它的零部件80%与五吨民用车通用，77%与三吨半越野车通用。两吨半越野车能力的形成，为二汽全面建成投产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为了乘胜前进，提高管理水平。饶斌在党委会上提出，在新形势下要学习大庆的新经验。建议组织一个考查团，到大庆参观学习。

9月3日晚，在张湾露天俱乐部，召开了万人“学大庆、表先进、大战9月迎国庆誓师大会”。大庆铁人王进喜的事迹，使每一个二汽人深受教育、感动和鼓舞。大家决心以铁人为榜样，争做新时代优秀的汽车工人，把思想革命和二汽建设搞得更好。

10月下旬，十堰二汽党政名称经湖北省委批准统一为“中共十堰二汽委员会”、“十堰二汽革委会”，饶斌任十堰二汽党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为确保提前完成全年任务，根据前几个月各专业厂任务进程完成不理想等情况，饶斌先是抓住传动轴厂生产进度快这个典型，总结经验；后是组织检查团，拖着带病的身体，亲自挂帅当团长，到各专业厂调查研究。

饶斌是个谦逊和蔼、工作严谨、极其负责的人。他对专业厂存在的问题追根刨底，认真分析产生的原因，及时予以解决。由于检查团及时发现问题，整改措施得力，很快扭转了当时的被动局面。

二汽终于提前完成了全年任务。12月24日，二汽提前7天完成1.75亿元的产值计划，到月底，全年完成产值1.802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年累计装车1552辆，全年计划生产两吨半越野车1500辆，提前6天超额完成汽车生产计划1502辆。好事成双。更加振奋人心的是，这时接到了一机部关于二汽申请采用毛主席字体为“东风”牌汽车商标报告的批复。二汽人有了自己的汽车商标，有了自己品牌的汽车。

正当饶斌踌躇满志干得较顺利的时候，又一层“乌云”暗暗袭来。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十堰二汽顿时沉浸在悲痛之中。十堰二汽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行盛大的悼念仪式追悼周总理。虽然接到上面“不准开追悼会”的通知，但党委集体决定，2月15日，在张湾万人露天剧场布置灵堂，摆了上百个大花圈，由八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护灵，十堰二汽的人自戴黑纱、白花来向总理告别。那天，来参加悼念活动的人络绎不绝，有15000多人。饶斌在会上号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抓革命，促生产，把二汽建设搞上去。

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斗争，造反派的余孽霍道余等人又乘机兴风作浪。

饶斌既要操心生产，还要应付造反派的无理纠缠，身心疲惫，健康每况愈下，血压高时达140－260毫米汞柱。妻子张矛心里万分焦急，她真怕这个高大的男子汉会突然离她而去。

此时，二汽党委副书记张庆梓患肝癌在上海住院治疗，听说有二十多天未进食。饶斌很着急，不顾自己有病，非要去上海看望。凑巧过去一起奋战的老朋友齐抗也患癌症到上海治疗。老朋友相见，谈到时局，都十分忧郁、焦虑。

回到二汽，为了避开霍道余等人纠缠，黄正夏建议饶斌到鲍峡静养几天。刚去几天，又被召回，饶斌的血压升到了150－270。

李子政从上海回武汉，听说饶斌病情严重，就立即请求省委，请武汉的教授会诊。会诊结论是病情严重，需要静养。可霍道余等几十人则包围着病房，要求饶斌回答、解释问题。

7月7日，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消息传来，十堰二汽又一次坠入万分悲痛之中。

7月底，饶斌的病情加重，影响到神经系统和心脏，他只得放下担子去上海治病。

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从北京传来，举国悲伤，河山呜咽，万民痛泣。饶斌回忆毛主席对汽车工业的深切关怀，回忆毛主席1968年来湖北时一句话解救了自己，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亲自撰写悼文，发表在1976年9月21日《二汽建设》报的二版头条。霍道余看后大骂报社领导吹捧饶斌，给饶斌脸上贴金。

12月初，饶斌接到一机部通知，到北京向周子健部长汇报工作。周部长要求饶斌回二汽多作自我批评，要高姿态，饶斌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想不通。12月26日，他乘火车到上海继续治病。

饶斌在车上想，“四人帮”是倒了，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是很难短时间消除干净的，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难以在短时期内挽回的。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转眼又是一年。1977年元月，从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准备在北京开办十堰二汽党委学习班，解决班子不团结的问题。中央明确指示：“大企业不能久拖不决了。”

饶斌虽在上海瑞金医院住院，但天天盼望着上级召他回二汽，并盘算着二汽如何按原计划建成年产10万辆能力的问题。

2月18日，饶斌接到周子健部长的电话，通知他和妻子张矛赶回武汉，参加湖北省委召开的十堰二汽党委常委会。又能为二汽贡献自己的心血和力量，饶斌夫妇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会议之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四人帮”对十堰二汽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各单位、专业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必须肃清余毒，重整旗鼓，才能稳步前进。

霍道余这个制造动乱、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最终被绳之以法，大快人心。

人心齐，泰山移。在欢庆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大战38天，完成设备投资1000万元动员大会”上，饶斌精神振奋，号召大家群策群力，勇闯难关，为完成设备安装381台，投资1000万元而不懈努力！

在会战期间，机关干部下车间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通过共同努力，三季度圆满完成投资1000万元的目标，基建投资计划完成5658万元，设备安装也如期完成。

10月6日，中央任命饶斌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饶斌意在把二汽建成再说，提出愿在二汽再留两年。

二汽的干部职工对饶斌也依依不舍，设法挽留。黄正夏在去北京参加瞻仰毛主席遗容时，专门向李先念副总理陈述了挽留饶斌的意见。

饶斌在二汽一留又是两年。二汽人算是吃了个定心丸。

为了加强技术力量，饶斌再三向中央反映，希望能把陕西汽车制造厂的孟少农调到二汽工作。孟少农原是一汽副厂长、总工程师、原汽车局总工程师，在技术上很有造诣，是当时国内汽车行业屈指可数的专家。孟少农对支援二汽建设热情也很高，秋天来二汽参观考察后，年底就调到二汽工作，任二汽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孟少农上任后，加强了技术攻关和设备安装攻关，取得了一个又一攻关项目的胜利。

12月中旬，在北京参加一机部党组会议的饶斌打来电话，一再强调抓汽车生产质量和生产能力。二汽常委会次日就召开了会议，按饶斌的意见进行了安排。党委成员分头行动，几天内，几十个专业攻关队相继成立，并立即投入了攻关会战。

1978年，国家计委为把计划建立在稳妥的基础上，将二汽的汽车生产任务定为2000辆。

为了抢时间，争速度，1978年元旦，二汽人没有休息。

元月1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率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通部部长叶飞、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一机部部长周子健等中央部委领导来二汽视察。

李先念一直很关心二汽建设，因没来过二汽，有些放心不下。这次视察，虽然只有两天，但关键的厂子都看了，与二汽的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群众都有所接触，总的感觉不错。特别是对二汽职工的精神状态、技术水平和敢于向科学、教育进军的精神赞许有加。他相信，国家对二汽投入的15.35亿元没有白花，一定会有成果的！

12日下午4时，饶斌、黄正夏、沈毓珂在十堰火车站与李先念等中央各部委领导一一握别。

饶斌刚送走领导，回头想的就是如何开好工业学大庆会议。他和党委成员一致认为，这次大会既要有经验交流，又要总结成绩，找出差距，以利再战。

大会过后，大家最有力的口号是：“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特别是李先念副主席关于“二汽党委和广大职工在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下，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是了不起的……二汽的同志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决自己改造，这样的精神很好，应当鼓励”的批示，更是鼓舞了二汽人的斗志。

三吨半越野车，又提出了第五轮设计方案。

“五一”战役经过艰苦奋战，全面胜利完成。

“七一”战役是“产品质量、形成能力、投产准备、扭亏增盈”四个硬仗。这一仗，形成了五吨载重车的批量生产能力。这是二汽建设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饶斌在7月13日的干部会上作《关于“七一”战役的小结和“十一”战役的主要任务》报告时强调，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二是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争做大庆式企业；三是整顿领导班子；四是加强队伍建设；五是继续打好四个硬仗。

8月份，一机部党组要求饶斌早日进京，参加系统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准备工作。饶斌身在北京，心在二汽，见到二汽的人就谈产品质量，要求增强质量意识。饶斌开完会就急着赶回二汽，决心把二汽产品质量工作扎实抓好。

9月是质量月，9月5日，二汽召开质量月誓师大会，黄正夏书记布置了质量月活动的安排并提出了要求。

以质量月活动为契机，党委书记黄正夏带领服务组千里迢迢赴武汉等地服务。9月19日，他们背回一台被烧毁的发动机，为了用户利益，决定予以更换，并追查责任者。这个教训十分深刻。人人开始关心质量。各专业厂自觉抓质量、查漏洞，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质量月活动提高了整车入库合格率。涌现出一批“质量信得过班组”和像“磨工大王”一样对质量一丝不苟的先进个人。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特别是汽车，它的每个零件关系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不能有丝毫的马虎。经过无数次攻关、试验、改进，二汽的各车型都在可靠性和寿命方面有较大提高。汽车质量的各种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

12月18日，二汽接上级通知，紧急向部队调集1000辆五吨车、1000辆两吨半越野车，开往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自卫反击战中，东风车不辱使命，不负众望，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并被战士们誉为“功臣车”、“英雄车”。

喜讯传来，二汽人感到无比自豪！从此洗刷了“二五歪”的耻辱。

1978年，二汽提前7天超额完成年产3000辆汽车的任务，完成总产值1.7亿多元,不仅没有出现3200万元的计划亏损，还上缴利润130多万元，上缴税款800多万元。二汽人终于结束了吃国家基建饭的历史，可以扬眉吐气了。

这对“不建成二汽死不瞑目”、为二汽建设历尽磨难、痴心不改的饶斌来说，应该感到欣慰了。

饶斌12月中旬去北京，组织要求他回北京一机部工作。这对有些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好事，可饶斌却对十堰二汽依然恋恋不舍。在十堰二汽工作十几年，饶斌与这里的人，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结下了深厚情谊。但个人必须服从组织，饶斌利用春节放假的机会，与十堰二汽及军分区的领导依依告别，《1979年二汽发展方向问题的意见》便是他的临别赠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979年回一机部工作后，饶斌还在为二汽建设、为祖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壮大四处奔波，日夜操劳。他是在1987年8月29日去上海考察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时，不幸高血压复发导致大面积脑出血病逝的，他以满腔赤诚和对祖国汽车工业的无比挚爱，谱写了他人生最美的篇章，走完了他74年的路程。

惊闻饶斌逝世，武当垂泪，汉水呜咽。曾经留下了饶斌辛勤足迹的十堰山山岭岭都为他默哀致意。

亲人忘不了饶斌。

妻子张矛回忆饶斌在一汽、二汽工作历程时，感怀丈夫为中国汽车工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丹心伟绩，笔耕10年，写出了两百多万字的《饶斌传》。

饶斌的5个儿子和5个儿媳先后有7个人在二汽工作过，但他们没有因为父亲身居要职而沾半点光。甚至在这14年中，他们没有一个人在二汽提干，或者被推荐上大学。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父亲严以律己的良好作风中体会到了更深沉更伟大的父爱。

大儿子饶达如今是我国知名的汽车专家。他在《父亲的爱》这篇纪念文章中，饱含深情地描述了小时候父亲的言传身教给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产生的影响。开始，他是好奇地翻阅父亲那些汽车书籍；后来，书中的插图使他对汽车产生了兴趣，从而认识了通用、福特、雪佛兰等许多品牌的汽车。父亲对他翻书不但不训斥，反而是因势利导，引导他和弟弟学习。后来，他常常当“小尾巴”，星期天随父亲去一汽的建设工地和车间了解情况。为了满足他爱看工厂、车间的癖好，父亲在调离一汽前夕，连续几天把他带进厂里，将绝大部分车间看过两三遍，让他了解汽车怎样从原材料加工，到装配变成产品。饶达理解父亲的用意，那是有意给他创造学习机会。这对他后来进入汽车企业并成为汽车界资深专家起到了重要作用。

饶达忘不了，1987年5月，父亲到二汽参加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讨论会，饶达趁没有客人时来到父亲的房间，聆听父亲对发展我国汽车工业的独到见解。临别时，父亲对他说：“一汽、二汽都让我牵头撰写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我也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但我实在太忙，你是搞技术研究工作的，如果我完不成这个工作，那些资料……”饶达连忙打断父亲的话说：“您身体那么好，完成这项工作没问题。”谁知这次分手竟成为永别！

二儿子饶凯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对“严”父教导记忆犹新。那是1962年饶凯考上大学后，希望父母给他买块手表。父亲问他：“学校戴手表的多吗？”他老实地回答：“很少。”20世纪60年代戴手表的还是三大件之一，大学生一般是买不起的。父亲说：“你戴手表不显得太特殊了吗？”“……”“你看是不是非要不可呢？”饶凯想想父亲的问话，感觉有道理，就说：“那就算了吧。”

当饶凯得知1968年被造反派抓去打伤的父亲1969年得以“解放”，刚出院就匆匆赶到十堰时，他就迫不及待地请了假去看望父亲。当时十堰十分荒凉，饶斌和大家一样住在芦席棚中，蚊虫特别多，食堂每天吃的是米饭南瓜汤，没有别的菜。饶凯看到这些，心里很不好受。他怕父亲身体拖垮了，就劝父亲到外地疗养一段时间。但饶斌说：“你没看到我们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人力排子车、手推车吗？为此我感到不安啦！这是我们汽车行业的耻辱。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汽车工业如此落后，连印度都不如，我不甘心。汽车工业不翻身，我死不瞑目！我在这里还可以出把力，当个参谋也好嘛，创业难，但总归要有人去开创。你别为我担心，我不能走，我的岗位在此，我责无旁贷。”

父亲的勤奋好学使饶凯很受教育。1983年至1984年，饶凯在清华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班学习，他的教材几乎成了父亲的必读书。有时为了上好课，他不得不催促正看得津津有味的父亲把书还给他。饶斌对《市场学》、《管理会计学》、《管理心理学》等一些有关现代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书尤其感兴趣，有些书几乎爱不释手。

饶凯怎能忘记，退居二线的父亲，仍然十分关心汽车工业的发展，时刻关注着企业产品的转型换代，思考汽车缺重少轻局面的扭转、中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战略等问题。1987年他出差回到北京家中，父亲看到电视剧中为争遗产闹得不可开交的镜头，感慨地对他说了这样一席话：“我不可能给你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我希望给你们留下一个遗志，那就是为振兴中国的汽车工业而奋斗终生。现在你们兄弟几个中只有你和你哥哥在汽车行业工作，你们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工作搞好。我老了，干不动了，你们就算替我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添块砖，加块瓦吧！”没想到这番话竟成了父亲对他的遗训。

二汽——东风汽车公司忘不了饶斌。

在过去的二汽如今的东风汽车公司，提起饶斌，熟悉他的人们无不肃然起敬。人们忘不了这位功劳卓著、可亲可敬的老厂长。

黄正夏，饶斌的接班人，二汽第二任厂长。当时已八十五岁高龄了。提起饶斌，他就感觉饶斌高大和蔼的形象就在眼前。因为饶斌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不可磨灭。

黄老还清楚地记得，饶斌调到一机部后，仍竭尽所能关心二汽的发展，积极支持二汽技术中心、教育中心的建设，支持二汽克服“停缓建”困难的各项措施，支持二汽“八吨平头柴油载重车”的建设，热情赞扬襄樊第二基地的选择和建设，从1982年到1986年，他四次到现场去视察，1984年10月，他为襄樊第二基地的破土动工，亲笔题写了“奠基纪念”四个大字。

黄老对1978年与饶斌就报纸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交换看法时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时饶斌已调到一机部工作，但他对二汽的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仍然十分关心。他们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在党委内部展开了学习讨论，统一了认识。有力促进了干部职工的“思想转轨”，彻底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定地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使十堰二汽能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上加足马力前进，开创了急起直追、持续兴旺发展的崭新局面。

东风传动轴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如今70岁刘国良老人，提起饶斌就激动不已。因为他曾经当过饶斌的师傅。一个比徒弟小20岁的师傅。

1958年5月1日这一天，在一汽工作的刘师傅，上班后正在调试一台苏式IK—36六角机床，一会儿，底盘车间转向工部主任董连祥陪着饶斌厂长走到他跟前说：“刘国良，我给你带来个徒弟。”接着又向饶斌介绍：“这是刘国良，小刘师傅，调整工。”董主任还慎重其事地对刘说：“从今以后，饶厂长就是你的徒弟，跟你学习这台车床的操作技能。每个礼拜二和礼拜五来参加我们的工部劳动。”刘师傅顿时心想：“饶斌是何等人物？是省部级的领导干部，还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就在二月份毛主席视察一汽时，他和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一起陪伴在毛主席左右，他怎么能当我的徒弟呢？”正当刘不知所措时，饶斌笑哈哈地一把握住刘的手说：“小刘师傅，你技术水平高，我拜你为师，向你学习。”就这样，23岁的刘国良就当了比他大20岁的饶斌厂长的师傅。刘师傅毫无保留地教，饶斌如饥似渴地学，两人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67年，为支援二汽建设，刘国良毅然报名参加了二汽传动轴厂在上海的筹建工作。来十堰后，那天他们在设备制造厂找到饶斌，只见饶斌头戴大草帽，穿着一条军裤，裤腿挽得老高，正在那儿开会。见到刘国良，饶斌高兴得连连说：“我的师傅来啦，上海的同志来啦，好事！喜事！”军代表对饶斌说：“你明天割麦子就免了，我们去割麦子，你听他们汇报。”第二天，饶斌认真听取了上海来的20多人的发言，把反映的问题都记了下来。散会后错过了吃饭时间，饶斌说：“我师傅他们来了，今天包饺子招待他们。”说着，就动手和大家一起包饺子。吃饺子时，饶斌把刘国良拉到他的房间里，问他吃蒜不，并忙着给刘剥大蒜。饶斌的房间墙上挂着一盏马灯，马灯下摆着一个学生课桌，刘国良就坐在饶斌睡的木板床上，前面一条长板凳上放着饺子盘，他就这样美美地吃起了饺子。

饶斌作为东风公司第一代领导人和创始人，他艰苦朴素、艰辛创业的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东风人。回忆起这一幕，刘国良师傅总是感慨万分……

祖国忘怀不了饶斌。

饶斌走了，祖国因为失去一个优秀的儿子而悲痛，同时也为拥有这样一个杰出的儿子而自豪！

正是在以饶斌为首的这一代汽车人的精神感召下，中国汽车业，立下愚公移山志，誓把遗愿化宏图。

今天，中国的汽车工业如朝阳蒸蒸日上。中国已迈进世界汽车大国之列，并一步一步向着汽车强国进军。

东风汽车公司，这个饶斌倾注了半辈子心血的国家特大型汽车企业，在四十年的艰难历程中，历经坎坷，奋力拼搏，铸造辉煌，日益强盛。

饶斌的遗愿正在实现……

饶斌虽然匆匆离去，但他的精神永在。他的丹心将与中国汽车工业同辉，与天地共存，永载史册！

2006年5月10日于武汉